毛笔字喜剧

陈世旭

上小学，有写字课，老师让描红，我总描不准，老师严厉批评；父亲写字小有名气，给人写招牌受恭敬，我让父亲闲时教我。父亲甩给我一本楷书字帖：先临完再说。

我赶紧躲开：那么辛苦，犯得着吗？

父亲看我“孺子不可教也”，也就作罢。

多少年后，随湖南的朋友登岳阳楼。其一楼和二楼的中堂都悬挂着木匾镌刻的《岳阳楼记》，字是世称“行书大妙”的清代书法家张照写的。二楼那块是真迹，一楼那块是后人的摹品。登楼完毕回到一楼，我再次注视那块摹品，很深沉地感叹说：这真迹比楼上的摹品就是强多了！说完周围一片寂静，我以为众人大有同感，不料同行的一位北京作家斥道：你瞎扯什么，这块是摹品，楼上那块才是真迹！

湖南的朋友赶紧打圆场，说书法道行很深，许多人都搞不清的。我当时的感觉真是恨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

得了这个教训，我回家就把我喜欢的明代“吴中四才子”祝允明的草书字帖放大复印，贴满整面墙壁，开始临摹。

父亲见我写字，又说，你还是要从楷书写起。他的道理是：楷者，楷模也，其凝结的书法内涵远多于其他书体。楷书顾名思义是一种标准字、法则字，集大成字，是文字规则和审美规则结合的基础，掌握书法基本技巧的路径。不学楷书写出好看的字，也许有可能，但也就是“好看”。而不学楷书的缺失积习终身，肯定难以登堂入室。

我不以为然。我的道理是：古代官方使用的“馆阁体”就是楷书，一板一眼，规规矩矩，像印刷品，毫无个性可言，看多了乏味。借口馆阁体缺乏个性而以为学习书法可以不遵法度、循序渐进，实际是缺乏甚至根本不具起码的书法修养，但我写字并不是想当书法家，闹着玩而已，并没想登堂入室。觉得谁的字好看就临摹谁的字，临帖不过就是照葫芦画瓢，像葫芦就行，笔画再有功力，不还是葫芦吗？再说，字写得再有功力，总有人不喜欢。宋朝的黄庭坚是公认的草书圣手之一，苏东坡照样说他的字是“死蛇挂树”。又找到苏东坡的老师欧阳修的一段话，给我不是道理的道理作了根据：有暇即学书，非以求艺之精，直胜劳心于他事尔。以此知不寓心于物者，真至人也；寓于有益者，君子也；寓于伐性汩情而害也，愚惑之人也。写书不能不劳，独不害情性耳。要得静中之乐，惟此耳。

欧阳修在这里说得明白，学书未必非要“求艺之精”，不过是强过在其他“伐性汩情”的事上劳心费力罢了。写字也“劳”，但不害“情性”，从中可以得到“静中之乐”。古人把写字叫作“种砚田”：“笔耕墨耨终此亩，湖上水田非我有”，不眼红“湖上”的“水田”，一心种自己的“砚田”。写字是自我陶冶：“墨可浊人亦可清心”，保持一份看天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清醒，不随流俗俯仰。白纸在前，墨笔在手，以写字说明“知其白守其黑”的道理，最形象不过。一个人常持了一份知白守黑的自重，也就多少会少一点烟火气息。当然，我学写毛笔字，没有这么高的追求。除了认字，另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改用电脑，写毛笔字更多的是为了不至于忘记书写。

父亲见我振振有词，也就默然。

从此，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有人起哄，我就毫不珍惜地把一张张大白宣纸横涂竖抹，任性挥洒，觉得特带劲，整一个人来疯。被人故意搞笑叫好也不知脸红。

直到有一天发现有人一脸不屑，有人背后讥笑，才觉得应该有所收敛。但心里还是难免嘀咕：毛笔字本是人际交流的工具，后来成了术业，有了规范，有了行家，有了行家对非行家的鄙视、排斥、门户之见，但这并不等于行家就可以垄断毛笔字，非行家就不可以借此抒发性情、附庸风雅。只要不图名图利，不招摇撞骗，自己开心，朋友喜欢，那就不必在意入不入格、合不合规，不必在意行家的脸色。只是被人起哄为“书法家”的时候别信以为真，得意忘形，免致贻笑大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