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片汉简的别样天地

喻军

箧中藏有三片汉简，长短不一，上有若干文字。由于年代久远，其中一片色泽黑褐且弯曲，字迹已无法辨认；另两片依稀可见“音”“公”“雨”“草”数字。回想起来，此系30余年前，甘肃诗人刘润和千里迢递之赠品，正可谓佳贶远及，不想就此成为敝舍中唯一时跨2000余年的庋藏。

汉简作为书写材料，诞生于纸张出现之前。那时的人们以竹沥未凝、纤维密度适中为取向，专挑禾本科的毛竹和刚竹，于秋分时节伐取削裁，制成狭长的竹简以供书写。“牍”比竹简略宽，经处理后也可用于写字，二者合称“简牍”。汉简在镜铭、墓砖、瓦当、竹帛一类民间书法中占有突出地位，存世量也大。20世纪以来，甘肃、新疆等地陆续出土的战国、秦汉、魏晋、隋唐时期的简牍帛书达百余种、25万多枚。其中，甘肃是近代最早发现汉简之地，所出土者7万余枚，年代贯穿秦、西汉、东汉、西晋等时期，精品相对也多。公认保存完好且最具审美价值的，当属甘肃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银雀山汉简和武威汉简等。我学汉简书法，对前三种尤为青睐，买来多部相关辞典，作为持循法度之参照、追摹原迹之范本。

竹简本身具备一定的史料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却并无多少经济价值。于我而言，它们更像是时光流逝的见证。每当我打开锦盒，取出薄薄的竹片，一股神秘的气息便四下里漫宕开来，使我浸染其中，忘怀得失。那些难以辨识的奇字奥句，犹似裹着面纱，隔开2000余年时光大壑与我对视。不由得暗问：书写者会是谁呢？是日常生活的记录者还是那年头的书生或名士？

简帛的大量出土，提供了研究春秋战国、秦汉、魏晋时期的第一手史料，也使五体皆备的文字，具有别致而隽永的艺术观赏性。却唯有一处堪称历史的“空白”，即书写者的信息不详。如同我们明知碑刻、墓志、造像题记、摩崖石刻均系当年的民间抄写者、戍边兵士和基层书吏所为，却因并无文字记载或落款名章之类可资验证，对作者姓甚名谁一头雾水。于是在今人的叙述中，这些技艺不凡的书写者统统被称作“无名氏”。想想看，那些给后人提供了丰赡的取法资源的书迹碑刻，创作者却隐匿不见，无以考先志，知其名，是一件多么令人遗憾的事。也让我想起一句话：“诗人隐身于诗之后，因为他仅是诗的呈现者”，就如《诗经》中的那些佚名诗人……虽则我的耳畔，仿佛凭空即能听见那些工匠们凿石刻碑所发出的铿然节律，我想呼喊他们的姓名，却张口无声。

简牍也是不具名的书写产物，内容多涉文书、典籍和药方之类，在书法品评体系中，它向来不属主流形态，却提供了率真流逸和即兴化的书写样式。你看它字形瘦削，却方起尖收，表瘦实腴；你看它笔画随意，却在长横捺撇间纵放不羁，雁尾波磔。或如鸢飞戾天；或似鱼跃于渊，意之所至，频生姿采，成为书法史上独特的审美样本。其“草化”特征也为魏晋行草书的诞生埋下了伏笔，近现代于右任、林散之等大家无不对其悉心揣摩而自成面目。

多年来，我都非常欣赏汉简文字化端严工整为流利洒脱且骨力劲挺的书写特色。虽说学汉简并不意味着无须从篆隶中汲取笔法，尤其对于今人而言，直接上手汉简必难达到“快而不疾、慢而不滞”的书写要求，故先学篆隶再学汉简或为同一关捩的有序递进。汉简的古代书写方式为左手执简，右手执笔，笔锋与简至少形成45度角的切入，甚至不乏90度角的横向垂直。而竹片与木牍皆细窄狭长，书写者须平视且悬腕运笔，故而出人意料甚至石破天惊的笔画时有发生，具体体现在笔画粗细、长短节奏、字形结体上的突兀感和离奇感。正因此，才形成汉简文字特殊的审美品位和风格样式。

汉简书法的出现，与记事、笔录、存之于公文档案的实用性需求有关，那是书写快手和好手集于一手的操作范式，不计工拙却更富逸趣；不求形似却愈见丰采。如果学汉简书法总是拘泥于一笔一画的肖似而未着力于将合先开、欲收故纵，则难抵单纯而富变化、得手而能应心的上乘境界。不过话又说回来，若行笔过于妄炫己意，则必流入荒率轻飘、不耐咀嚼的浮薄境地。

为写本文，我又一次取出这三片汉简。它们悠远的历史昭然可睹，可作为几行文字的载体，虽老旧开裂却韧性尚存。前文提到，古人对竹片的处理须经多道工序，如选材、切割、杀青、煮沸、脱水、晾干、打磨、编连等，这才确保了竹片不易虫蛀、腐烂之优长，也为书写者提供了良好的材质。我赞叹古人，对于小小的竹片尚能如此用心制作，那么书之于上的那些铿金戛玉、流光溢彩的文墨，便也如踏向边关大漠的蹄印、剑戟交错的合鸣，甚至是文字的穹隆之上点点闪耀的浪漫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