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长江流不尽

记录上海兵信息的“花名册”

新四军的医务工作者

1939年4月新四军东进前陈毅（左）和刘炎、刘飞、叶飞、吴焜、乔信明

三垛河口伏击战，打死日军240余人，伪军60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

◆萧岩

浦江儿女多奇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让我们永远铭记这些革命先辈！

寻找上海叔叔们

2002年4月27日，61岁的张以榕走进新民晚报社。他来，是因为前一天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篇《到上海去扩军》，触发了他多年的一个心愿：寻找叔叔、烈士张越龙的足迹。

1943年，张越龙从芜湖的日军苦役营与难友们暴动逃出，回到上海养伤，并留下了和时年2岁的张以榕唯一合影。伤愈后，他就回新四军去了。1950年家里收到烈属证，只知道他是1945年牺牲的。但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这成了家人无尽的牵记。

在新民晚报副刊部，张以榕得到了线索，联系上了万中原等新四军老战士。终于，数十年前的往事揭开，一段段壮烈的历史重现……张以榕写下长文《寻找叔叔》，发表于2006年5月14日的新民晚报。

这次寻找，又引出了一次大规模的“寻找”。《到上海去扩军》的作者张鏖时任江南抗日救国军第二纵队（后改编为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政治处主任，他的女儿张小滨、儿子张建儿2007年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章海红策划了大型系列纪实广播节目《新四军中的浦江儿女》（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和上海档案馆收藏），又广泛收集采访、口述、回忆录整理成《新四军中上海人》出版，将一大批参加抗日革命部队的上海人的风云经历，整体呈现在世人的眼前。

这些如今大多已离世的上海“叔叔”“阿姨”们，有太多的故事……

“到处能听到上海话”

上海，是一座被现代文明浸润的城市，是一座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城市，也是一座有着红色文化血脉的城市。强烈的民族意识，让上海人不甘于被奴役；“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让上海人踊跃奔赴前线；广泛接触的先进革命文化，让许多上海人认识到只有跟对队伍，才能真正实现抗日的决心。

抗战开始后，上海地下党（中共江苏省委）按照党中央指示，陆续调派党员到上海及附近地区组织抗日武装；同时组织难民、进步青年和知名人士参加新四军。这就为上海人参加革命部队提供了通途。在那个年代，因为根深蒂固的观念习俗，在农村动员当兵，不太容易；但在上海，由于“一·二八”抗战、“八一三”会战等的洗礼，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意愿强烈，动员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在江南抗日救国军（新“江抗”）1940年9月至1941年7月的自主扩军活动中，人数最多时，一天从水上运输线下来的新兵就可以编一个连。据不完全统计，从上海有组织地输送去新四军的就至少有21000人；数量巨大的分散自发前去的人数则无法计算。

后来广为传唱的沪剧《芦荡火种》、京剧《沙家浜》故事原型、沙家浜部队36个伤病员中，有许多就来自上海。曾任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二连（即现在的“沙家浜连”）政治指导员的金辉，生前一直保留着一本日记，上面记录着一份珍贵的“花名册”：1942年二连全体104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入伍年月、是否党员。根据金辉的回忆，其中从上海来的就有76人，占全连人数的73%。新“江抗”在江南活动时，上海兵的比例超过80%。青昆支队靠上海近，比例还要更大。某种程度上说，这支部队就是“上海子弟兵”部队。

由于上海来的人数众多，部队中通行上海话或者带有各地口音的上海话，即使老红军干部也基本能听懂，还会说“阿拉勿来时（不行）”等简单上海话。许多回忆文章中都记录了上海兵汇聚的盛况：

1942年底我来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担任政治处主任，发现这里的上海兵比较集中，从团政治处的股长，干事，到营长、营教导员、连长、连指导员、文化教员，直到班里的战士，到处能听到上海人讲话的口音。（彭冲）

1945年9月调到苏中军区教导旅第2团卫生队，发现这里讲上海话的人很多……这些上海人政治热情高，工作严肃认真，打仗不怕死，还有一个特点是比较活跃，聚在一起时热闹非凡。（陈煜轩）

这无数从上海走上抗日前线的人中，有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有在上海求学、工作、生活的人，有抗战后逃难到上海的，还包括在沪的华侨、朝鲜人等国际主义战士……上海，是一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地方，给所有人走上舞台的机会；新四军，则以伟岸的胸怀，给来自上海的新人提供了一个在战斗中成长的平台。

脱下旗袍，穿上军装

在日寇阴影笼罩下的上海，要想去新四军，绝非那么简单。先不说一路上要经历的重重阻碍与危险，就说“迈出家门”这一步，对许多青年都是个挑战。跳窗的有之，翻铁门的有之，有说去看戏的，一走就是九年……

有着许多的“不告而别”。在上海国货公司当学徒、下班后在上海华光戏剧专科学校读书的宋丹回忆，这两处的青年、职工、学生“经常有人‘失踪’了”。当他自己也终于在1941年到了新四军，去“东路抗校”学习时，发现接待他的负责人杨维生就是国货公司同事范晔，在班上又碰到了公司同一个部门的练习生叶永信（叶源昌），后来得知华光剧专的同学王大经（李明）、张优等也来到了新四军。“失踪”的同事、同学，如今又成了战友。

也有“英雄之家”和“英雄母亲”。烈士郑大方的弟弟郑仲芳也参加了地下党。母亲曾英1941年前后动员了郑大方的远方堂叔郑观秩、堂哥郑冶、郑洪和邻居徐博、董丽娟等人参加新四军，还叫15岁的大女儿郑慈带着13岁的弟弟郑国芳也参加了新四军。1945年初又带着13岁的女儿郑中英和不满10岁的国英、雪英到达根据地。

也不乏“革命浪漫主义”。

1944年2月下旬，一个24岁的上海姑娘来到了四明山。她的未婚夫成君宜在这里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警卫大队指导员，1943年底，他用密信向在同德医学院学习的徐志远发出邀请：“战斗激烈，前方缺医少药，你是医生，盼望你来四明山，与我们并肩战斗！”可当徐志远历尽艰辛，终于辗转到达，却见不到爱人的身影——原来，那位她朝思暮想的上海青年，在半个月前牺牲了！在悲痛中，徐志远继承遗志，埋首于后方医院的工作，努力革命。许多年后，她的遗愿是：请将我的骨灰埋在四明山成君宜烈士墓旁。

新四军中的上海女兵这道风景线，在那个年代是十分特别的。

1942年，上海新裕纺织厂练习生吴金风与三个同伴一起到江苏靖江投军。接待他们的干事，出乎意料，竟是一个女新四军。“那时民间流行的谚语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可这抗日救国，不只我们来当兵，我们面前就是有了女兵！……当时觉得，她是我见到的最美丽的女性。”

从上海走出的女战士，“不爱红装爱武装”。1941年，19岁的张志衍准备到苏南茅山地区参加新四军。临走前，正是过完年，富人家小姐都换新缎子旗袍。穿这身怎么走？她就诓母亲说，现在外面这么乱，还是换上平时普通的衣服比较安全，由此得以轻装出奔。而另一位女兵鲁纳回忆：1940年她和姐姐来到盐城进入抗大五分校后，“脱掉旗袍，穿上军装，扛起步枪，每天早晨出操。”

更深层的，是思想方面的自我改造。“孤岛”沦陷后，在护士学校读书的王琪和九个同学一起来到苏中抗日根据地，穿上了新四军的灰色军装。她们每人领到当月四块银元薪水，但不久，了解到师级干部每月只有三角钱的津贴，就联合打报告，主动不要薪水。这是从思想上“脱下旗袍”；这是上海兵在军旅生活中，由不自觉迈入自觉的革命性进步。

在抗日战斗中，在革命中，改造自己，奉献自己。这样的故事，发生在几乎每一个上海兵身上。

军中的“文化”部队

一个常提的说法是，到部队要过三关：一是走路关。每日在乡间山路烂泥地行军数十里，与在大马路上漫步相比，是截然不同的挑战。二是生活关。紧张艰难的战斗中，不可能有城市里的生活条件。三是打仗关。就算曾在上海目睹、亲历过炮火，真的上战场又是另一回事了。但这些有文化、接受能力强的青年战士很快就适应了。他们在干部和党员带领下，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接敌、如何相互掩护、各个跃进……几仗一打就学会了。高素质的上海兵为培养后备干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有一对孪生兄弟——裘亦明、裘继明，不满17岁就被提升为连副指导员。

上海兵充分发挥了他们的特长。

金辉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这支部队由于上海兵占了极高的比例，所以整体的文化程度较高。陈军长（陈毅）在1942年检阅五十二团时曾说，我们团是新四军中的‘文化团’。……就以二连的文化程度统计来看，中学8人，小学66人，还有30人识字在300—500之间。……1942年全连党员37人，占全连人数36%，以出身统计，产业工人32人，手工工人30人，店员学徒10人，雇工3人……工人阶级就达75人，在那个年代，以工人成分占优势的连队，在新四军八路军中是罕见的。”文化程度高，文化生活就活跃。唱歌、演戏、出墙报、写诗歌小说、画漫画……连队上政治课，讲“工人与革命”“农民与革命”，还组织哲学小组，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样的部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工作队。

许多上海人成为从事后勤工作的骨干。这些岗位上，他们无疑可以充分发挥才干。一个小例子，有人曾回忆董维仁任第一旅第一团政治处统计干事时的一件小事：团队每月要做参谋处的兵员武器实力统计、政治处的政治质量统计、后勤处的人员给养装备统计。小董每次都要找他核对数字，他觉得统计只是例行公事，为何如此认真？董维仁严肃地说：我们的数字相差一两百人，一两个连哪，战斗里投入一两个连的兵力很可能是决定胜负的！其认真的态度让他深思。也许，这样对“数字”严谨得一丝不苟的作风，也是与充满现代数字理念的上海文化息息相关的吧？

正如谭震林当时所说：大量吸收工人、学生、城市无产阶级，会大大改变部队的成分，更好地提高部队战斗力。

再请看一篇感人至深的悼文：

教导员，你死了。

但你的影子，总在我头脑里转来转去。……你之所以这样在我心里，并非是我们一向很好，却是因为不断的有意见，不断的打通思想，在不同意见交流中，冲激出来的友谊，仿佛更永不磨灭。

教导员！……你征求我的意见，我率直地说：“你很聪明，有办法，但是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锋芒太露的缺点，引人反感。”我又说：“你接受意见很好，改正不够。”这是指你不大下连队而说。可是，你并不因此而难过，你是很勇敢地改正了……

这篇悼文是指导员（刘淑）写给牺牲的教导员（柳汀）的，十个月之后，他也牺牲了。这两位来自上海的战士的革命友谊，是在不同意见中“冲激”出来的；对他们来说，在革命中，在工作中，互相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也许，其中也包含着源自上海文化中的现代人际关系、讲求平等的现代精神，并与先进革命思想文化交融……

抗战岁月中，许许多多浦江儿女为了崇高的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0年，上海烈士李珉牺牲前留下了一句壮烈遗言：“同志们，战士流血不流泪。”陈毅同志得知后写了一首诗：

革命流血不流泪，生死寻常无怨尤。

碧血长江流不尽，一言九鼎重千秋。

长江不尽流，浦江儿女多奇志。“叔叔”的事迹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时，未来时；踏着“叔叔”的足迹前进，用他们的精神鼓舞我们，永远铭记这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贡献的革命先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