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慰安妇”研究33年的历程

苏智良

1992年3月，在东京六本木国际会议的茶歇时，学者们在议论重大新闻——日军“慰安妇”问题。一位日本教授得知我来自上海时便发问：据说第一个慰安所就在你们上海，你知道吗？从事上海城市史研究的我，并不知道上海竟然也有日军慰安所。于是我开始在日本搜集战争记录和老兵证言。

1993年6月，我从东京回到上海，即开始调查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找到了曾在里面打工的陆明昌，地处东宝兴路125弄的这座建筑已予以保护。然后根据日本军医麻生彻男的回忆录，查找“杨家宅慰安所”，最后确认地点在翔殷路东沈家宅（今翔殷路300弄海林小区）；我们找到了日军运来的木材、清酒瓶子、不锈钢饭碗和烤火用的大瓷缸，还找到了被日本兵杀害父亲的沈美娣（1931年生），被日本兵征用去建慰安所木屋的史留留（1919年生），还有沈福根（1917年生）、沈德福（1918年生）等，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于是，日军慰安所的历史秘密在我的眼前逐渐揭开了。

1997年7月8日，我担任上广左安龙主持的“市民与社会”节目嘉宾，讲述日军设立慰安所的往事，市民纷纷来电，提供信息。左先生一看欲罢不能，马上宣布第二天继续访谈，我得到了不少帮助。有位番禺中学的退休教师陈炳荣写信说，日军占领浦东时即控制他家，在楼房设立军官慰安所，平房设立士兵慰安所。如今陈家老宅——钱仓路350号已作为优秀建筑予以保护。现在，我们对上海慰安所的统计，从最初我预想的4个增加到182个慰安所。

此后，我们将调查推向全国，在22个省市进行田野调查，从黑龙江到海南岛，现在我们能确认的日军在华慰安所超过2100个。

由于日本在战败时拼命销毁文献档案，给日本侵华史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所以，“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作为证人非常重要，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在崇明岛上找到朱巧妹、陆秀珍和郭亚英3位幸存者，央视白岩松团队进行了重点报道。我们又在市区找到来自朝鲜的朴又得和玄炳淑老人。在记者、律师、干部、农民、职工各地志愿者的配合下，在全国找到了358位受害幸存者，她们中受害时最小的还是十四五岁的少女，中国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总数在20万人以上，如今我们所知的在世幸存者只剩下7人了。

1995年开始，24位中国受害者到东京地方法院控告日本政府推行性奴隶制度，尽管最终败诉，但法院承认了加害和受害的事实。大量证据表明，日本政府在二战期间强征各占领地、殖民地妇女作为军事性奴隶，推行建立了“慰安妇”制度。与此有紧密关联的有陆军省、海军省、厚生省、外务省、法务省、警察系统等部门。

像日军“慰安妇”这样的战争苦难是否也要保存记忆，在我们国家是有分歧的。另外，历史修正主义在国际上大有市场。在日本，从前首相安倍晋三到岸田文雄，都有过“慰安妇是人贩子的责任，与日本政府无关”的谬论。

尽管二战结束已80年，但关于二战的评价仍有很大的争议。中国学者应全面地走向国际舞台，推介成果，针砭错谬，捍卫正确的二战史观。

（本组文章由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