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春秋，舒体字里藏乾坤

舒同书法 词源笔阵七言联

舒同书法 毛泽东诗《七律·冬云》

舒同书法 自书诗一首

舒同书法 李白诗《南轩松》

◆ 吴南瑶

和很多报纸副刊不同，《夜光杯》编辑依然延续着自己动手拼版的习俗，正文是报宋六号，做标题时，每位编辑则会根据自己的偏好，于字库中寻觅最契合文章气质的字体。美术字虽琳琅满目，几位书法大家的字体则更有人文温度：启功先生的“启体”清秀俊朗，任政先生的“行楷”行云流水，而舒同先生的“舒体”圆润醇厚，深得我心。

舒体入方正字库，绝非偶然。其字如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如磐石在岸，稳如泰山。笔画间藏锋敛锷，圆而不滑，厚而不浊，柔中带刚，从容自若。这般特质，既保留了笔墨的精气神韵，又满足排版所需的规整与清晰。舒体字字独立却气脉相连，既有楷书的端正，又具行书的流畅，承载了数字时代报纸所具有的无可取代的温度。

舒同出生于江西东乡，5岁便开始学习书法，14岁时已有“神童”“东乡才子”之誉。他自幼喜爱书法，工作之余坚持研临古代碑帖。

舒同的书法渊源于颜真卿的楷书。他师法颜真卿、柳公权、何绍基等名家，但师古而不泥古，尊法而求新变。颜字是人格化的书法，是千年来“书如其人”的典型。选择颜真卿作为学习对象，对舒同而言不仅是因为颜体自在的雄浑魅力，也包含着对颜鲁公人格气节的敬仰。

这种选择反映了出生于清末民初的舒同那辈人的文化观念——书法不仅是写字的技巧或艺术，还寄寓着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

舒同书法以“颜体”为根底，转益多师，篆、隶、碑帖皆有涉猎。舒同特别精研清代碑学大家何绍基的碑帖。何绍基的书法飘逸大方，圆润多姿，深深打动了舒同。何绍基书法的涩笔技巧对舒同产生了明显影响。

但舒同并非简单模仿何绍基，他汲取颜体的厚重，行书点画主于圆转，执笔不作回腕法，这与何绍基有所不同。舒同用笔几乎是笔笔中锋，使转映带也力求“笔正画圆”；起笔处，笔锋从来是藏而不露。

舒体又称“七分半书”，这一称法体现了舒同融汇多家之长的特点：结体上楷、行、草、篆、隶五体各取一分，风格上颜、柳各取一分，何绍基取半分，合称“七分半”。

舒同的书法艺术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面貌。他早期的书法雄浑厚重，圆润饱满，深沉大气，显示出很深的颜字功底，但又不止于颜体。

20世纪60年代，是舒同书法成熟面貌稳定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山东书画家、收藏家关友声先生，受其影响和启发，慢慢确立了“舒体”的风格。一个明显变化是舒同用笔上“全部藏锋内敛，中锋运笔”，全部藏锋的结果是用笔更圆，笔画也显得略肥，但做到了不露锋而持重。1964年他书写的《毛泽东词》，融通了行草楷三体之法，于沉稳中见清逸，别有一种书卷气息。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舒同创作了大量草书作品，虽然还是圆转的笔调，但因笔势迅疾，大有笔走龙蛇般的激越之感。这一时期，作者正处在政治生涯的低谷，书法成了他的一种精神寄托。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政治清明，时代向上，舒同书法也呈现出格调明朗清新、气势宏大和奋发向上的精神意识。

1984年，朝日新闻社组织了“日本·中国书道交流展”，舒同与林散之、李立、武中奇、启功等20位中国书法家，以及青山杉雨、今井凌雪、柳田泰云等20位日本书法家一起参展。展出作品共计120余件。这次交流活动展示了一个事实：虽然两国书法在运笔不同以及时间流逝和社会变迁中升华出各自独特的造型美，但日本书法是以中国书法为母体发展起来的。舒同作为中国书协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中日书法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舒同的一生，亦如其字。少年投身革命，枪林弹雨中不曾放弃笔墨；身居要职时，仍以书法涵养性情。他的字，是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出的从容，是在时代变迁中坚守的温厚。

笔锋藏而不露，宛若他将个人得失深藏于心；结体宽博圆融，恰似其待人接物的包容大度。字如其人，一点一画，皆是书者从心性中流淌出的修养与境界。

在这个字体随手可得的时代，舒体依然保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它不张扬，却不失风骨；不凌厉，却自有力量。每当使用舒体，总能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温度——那是一个时代的风华，是一个大写的人的品格，是一种“圆融如意、宽博从容”的格局与态度。

舒同先生诞辰两个甲子，字库中的舒体依然在数字化时代传递着中华书法的力量与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