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冷饮

高解春

我对儿时冷饮的记忆，源于新村寂静午后的那一阵铃铛声和吆喝声。“棒冰吃（口+伐）？棒冰！”这声音让我无论在哪，都会一跃而起，狂奔回家，从储蓄罐里拿出四分钱。

那时的冷饮，棒冰四分，雪糕八分。我大多是那四分钱的主顾。卖棒冰的老头自行车后的木箱，总会被一群雀跃而兴奋的孩子们围得水泄不通，老头把木箱盖打开，小小的白棉被掀起，那股带着几丝甜味的寒气，是夏日最甜蜜的序曲。我踮着脚，眼睛死死地盯着老头拿出的每一根棒冰，不停地问：“有断棒冰吗？”那时，如果运输途中棒冰断了柄或断裂，只要三分，棒冰体积一点不少。每当老头拿出一根断柄棒冰，高喊“喏，三分”，几只小手都会同时把手中的硬币伸过去。

买到棒冰后，我总会迫不及待地剥开棒冰纸，第一口绝不会去咬，那时的棒冰大多是绿豆棒冰和赤豆棒冰，因为舍不得咬，所以化开的糖水会滴滴答答顺着手指滴到手上，于是赶紧抬起胳膊用嘴去舔，那姿势现在想来实在不雅，但那时的小孩怎会在乎这个？一根棒冰吃完，那根棒冰柄要拈在手上很久，咂到一点味道都没了，还要留着搭建养金龟子的小笼子。

如果说买棒冰吃是偶有的小确幸，那父母厂里发冷饮的时刻就是我们的节日。夏日里，一周几次，父母的自行车后座会夹着一个用旧毛巾裹了几层的保温桶回来。保温桶盖旋开的瞬间，家中难得的安静，里面常常是透着凉气、冒着气泡的盐汽水。那种盐汽水是厂里自制的，带着粗粝的咸味和强劲的气泡，喝一口往往呛得鼻子发酸，是真正属于劳动者的“防暑用品”。我们更喜欢的是厂里发的酸梅汤，那是一种近乎墨色的红褐色饮料，尝一口，能品出乌梅、山楂、甘草交织的复杂香气，用料绝没半点敷衍。我们围在桌前，小口小口地啜着。

儿时冷饮最美好的记忆是在小炳阿爸家。记得那时每月一至两次，周日下午四个技校老师会在小炳家打桥牌。我自幼对棋牌无师自通，看了几次即已学会。当那个家住市区的钱老师没赶上拥挤的沪闵线而迟到或因故临时不来时，我就替补上场了。下午3点半左右，小炳姆妈向小炳使个眼色，小炳就会拿着热水瓶和两条湿毛巾下楼。小炳姆妈像变魔术似的，一会儿给每人端上一只小碗，里面有半碗煮熟的绿豆，放上一勺白色的糯米饭，热水瓶里倒出小半碗冰水，然后打开买来的“简装冰砖”。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简装冰砖”，它没有华丽的外包装，只一身素白的油纸包裹着，长方形，那时是一角九分一块。小炳姆妈用小刀将简装冰砖一分为二，每个碗里放上半块。那冰砖乳白色泽，是我在棒冰中从没见过的，那是属于奶油的高贵颜色。我用小勺将一小块冰砖放入口中，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一种浑厚的奶香毫无预兆地席卷了我的味蕾和嗅觉器官。它凉凉的，那么润和，全无冰碴感，只在口腔中温柔地化开，变成一层浓稠、香甜的乳浆，慢慢地滑过喉咙。我没敢咀嚼，整个人被一种前所未有的美味定格在那里。

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终究漫过了闵行大厂高大的围墙与新村窄小的柏油马路。上世纪70年代后期，有一种“冷饮券”在上海很紧俏，凭“冷饮券”可到指定的冷饮厂门市部或冷库按批发价提取整箱的冷饮。我下班回家，脸上带着兴奋又郑重的神情，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盖着红章的小方票证，得意地放在桌上。母亲拿起一看：“哎哟，冷饮券！”一箱光明牌简装冰砖12块，当时大多人家中没有冰箱。所以，先欣喜地告诉邻居我家今天有冷饮券，家里6个人，每人一块。还余6块，你们要吗？邻居当然欢喜地谢了又谢。

我骑着新买的26英寸永久自行车去提冰砖。回来尽管汗湿重衫，但如同凯旋的英雄。那箱被棉被裹得严严的冰砖，被庄重地“请”到桌子上。开箱的瞬间，冷气混合着奶油的芳香扑鼻。那天，我们破天荒地每人独享一块冰砖，全家人的舌尖都徜徉在那片奢侈的乳白色冰雾世界里。

许多年过去了，我尝过无数次各种冰淇淋，但那些都很难覆盖我记忆深处儿时冷饮的味道。我怀念的是那根断柄棒冰上简单而直接的甜味豆香，是保温桶里厂里自制的盐汽水和酸梅汤的那份爽畅，是那简装冰砖带来的醇厚和丰腴，是那票证时代印迹特有的奶香……在那段岁月里，人们对美好的追求、家庭对夏天的承诺，都烙在时光的味蕾上，似乎永不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