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繁花”，回声各异

◆卜 翌

在这个秋天，话剧《繁花》第三季正式落下帷幕——自2018年起首演至今，历经八年三季，这部由80后导演马俊丰执导、改编自金宇澄同名小说的舞台剧，终于走到了一个似乎既圆满又未竟的终点。而此前的电视剧《繁花》也在观众的记忆中余温未散。黄河路上，尘嚣鼎沸；十二宫格，命运交错……一方代表华语影像黄金年代，一方则是新一代剧场创作者，同为《繁花》，却在不同代际导演的诠释下，绽放出截然不同的璀璨花朵。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繁花》，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上海。

电视剧《繁花》可谓一场视觉的盛宴，用强烈的色彩、快速的剪辑、明星阵容，构建了一个充满活力与欲望的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那时的上海是改革开放浪潮中的一个巨大缩影，亦可谓是一个年代的高光时刻，即“英雄叙事”。宝总的成功，汪小姐的蜕变，是那个年代关于“成功学”的浪漫化表达，是时代气质的投射。剧集几乎以宝总为唯一视点展开，将上海的蓬勃兴起浓缩为一连串紧张刺激的商战故事。宝总的名字本身就像一个隐喻——他是20世纪90年代上海经济浪潮中“浮起来的人”，带着老克勒的风度，也带着时代的躁动。电视剧以黄河路为舞台中心，那是一条象征上海金钱欲望与社交秩序的轴线。所有人物——汪小姐、李李、玲子都围绕宝总转，构成了一幅光影绚烂、镜头碎片化的都市“繁花”图景。

王家卫擅长制造“时间的香气”，他摄取的上海，是怀旧的、感性的、带着雾气的。在他的镜头中，“繁花”是一种终将凋谢的盛景，是关于记忆的怀念与延宕。

舞台剧《繁花》与电视剧的华丽基调全然相悖，倒有些静水流深的意味。三部曲其实是三兄弟的故事：第一季以阿宝为主线，第二季侧重沪生，第三季选择了小毛的故事作为主线——这本来在原著中只是很弱的支线。小毛，这个工人家庭出身的上海普通人，与阿宝、沪生两位童年好友因误会绝交，在时代的缝隙中、在自己的格子间里，过着他自己的小日子……他的故事承载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另一面——成为了“繁花”另一面的象征：那些“不响”的人，那些不能被述说的“静”。

第三季构建了十二宫格，作为舞台设计，使得空间自由组合切割，不同人物的命运在这些格子间里上演，寻常生活一格格展开，有时压抑逼仄，却又极其真实。光影切换、空间叠合、叙事跳接……在王家卫的“镜头时间”之外，马俊丰创造了“舞台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可以全部被看见。

两种改编的差异，实际上也是代际世界观的差异。电视剧《繁花》承载了很多上海人的记忆和历史负担，是带有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对记忆中上海的想象性重构，怀揣着某种回望的乡愁，是对逝去繁华的凝视。

但舞台剧《繁花》，却是一种在地的、当下的观察。马俊丰算是新上海人，已在上海生活十余年。正是这种“outsider—insider（局外人—局内人）”的身份，使他的改编既保持了审美上的疏离感，又不失对上海本质的把握。这一代人成长于物质相对丰裕的时代，对“成功学”和“宏大叙事”保持着一份距离感和批判性，反而更关注日常伦理、个体经验和寻常人性。作为80后导演，他更多受到当代实验剧场的影响，他的舞台追求抽象、留白与多义。从第一季开始，到第三季的十二宫格，都在刻意制造间离效果，在时空中自由穿梭的叙事结构，都体现出观察和审视的意图。

话剧在改编过程中更注重上海本土文化的挖掘与保护，也更忠于原著的文学性与市井气息。尤其第三季，几乎以贯穿全书的“不响”作为全剧的情感逻辑。“不响”这个词，据不完全统计，在原著中出现一千四五百次。演员们的表演克制到近乎寂静，舞台灯光经常停留在半明半暗的状态，人物之间的对话常常不是“交流”，而是“错位”。这是当时一种对现实生存状态的再现——一种无法说出的无力感，一种被喧哗裹挟的沉默。

如果说电视剧中宝总的“不响”，是繁华过后的孤独，是一种失语的浪漫。而舞台剧的“不响”，则是现实的、社会性的，是对无名者的注视，对“活得不容易”的集体记忆的呈现。

舞台剧的结尾，一边是小毛要死，一边是汪小姐要生，两个生命的消逝与诞生并置在同一段场景里。这种生死叠影的编排，是对“繁花”意象最深的回应：花开与花谢同时发生，繁花不断，不只是所谓成功人士的持续向上，更加是生命本身的力量和循环——有逝去，有新生；有高潮，有低谷；有喧嚣，有静默。

其实，《繁花》的两种改编，令人想起金宇澄原著中的那句话：“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两位导演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决定了《繁花》的命运。而改编的魅力恰恰在于：同一个故事，却因不同的讲述，永远新生——江山代有人才出。“繁花是生活，不响是心事”，每一个人都依然在用自己的方式，续写这个城市的花期。

繁花已落，繁花却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