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地里下了一铲子”

西坡

春节快到了，恐怕不少人又要“跳将出来”，把自家过年的往事摆摆谱儿。

不时不作，挺好；只是，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那么，你的“我家老底子”的“老”，老到什么程度？上溯三代、五代，到头了吧。问题在于，随着时代变迁、城市化加速，我们所谓的“赓续”，还保留了多少老样子？谁也说不清。所以，翻老账，获新知，乃必由之路。至少，娄子匡编纂的《新年风俗志》，是我们最好的参考材料之一。

当年我入手这部又老又黄又脆的书（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版），并非出自对于民俗学的喜好，而是：1.封面有周作人题签——好比收藏古代书画请到了谢稚柳的鉴定题跋；2.附收“刘海戏金蟾”“文武财神”等26幅与新年有关的传统白描图片——原汁原味，相当精彩；3.周作人、顾颉刚、爱堡哈特、娄子匡等4篇序文，并非敷衍应酬之作——正本清源，条分缕析，极见功力。

这里要特别提一笔：爱堡哈特，现通译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 1909—1989），德国汉学家、民俗学家；柏林大学博士；1934年赴华考察民俗；长期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中国民俗、社会与文化；代表作《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中国文化象征词典》《中国史》等，推动西方学界了解中国民俗。

另两位序作者周作人、顾颉刚，公认的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开山鼻祖，毋须烦言。

那么，娄子匡何许人也？他既然请得动周、顾、爱作序，当非等闲之辈。

娄子匡，1905年（一说1907年）生，2005年卒；笔名适翁；浙江绍兴人；被尊为“中国民俗研究论著的守护神”；与周作人、顾颉刚、江绍原、钟敬文一道列为20世纪中国民俗学运动五大核心人物。

我再补一点：是他，坚持用“茶艺”两字与日本“茶道”区分开来，意义深远。

至于那本《新年风俗志》，是他耗费多年实地调研的产物，收录27篇涉及21省41地区共364种年俗，堪称中国新年风俗研究奠基之作，被多国译介。其看点，爱堡哈特挑明了：“固然，在过去已经有过民俗的资料的汇集，但那些资料中大部分只是从文献上收集来的，与实际的田间工作‘Feldarbeit’毫无关系。”“他破天荒地在最广阔的意义上将全中国新年风俗与新年习惯采集了起来，从而树立了此后关于中国民俗学研究工作的一个榜样。”充分肯定此作在民俗研究中率先采用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

周作人对老乡也不吝赞词：新年“是过年礼仪特别繁多的，所以值得学子调查研究者也就在这地方。可惜中国从前很少有人留意，偶然有《清嘉录》等书就一个区域作纵的研究，却缺少横的，即集录各地方风俗以便比较的书物……《新年风俗志》可以说是空前的工作，这在荒地里下了一铲子。”

这“一铲子”下得真好，举例说，苏州与无锡是江苏省内的“隔壁邻居”，但在“接路头”的形式上略有差异——苏州：“正月五日是五路神的诞辰，金锣爆竹，牲醴毕陈，算盘，银锭，天平这些东西，也供在桌面上，一旁放置刀一把，上面撮一些盐，谐音叫‘现到手’。人家都以争先为利市，迟了恐给他家迎了去，所以必须早起来迎接，今则更有隔夕来迎接的。吴人叫‘抢路头’。”无锡：“年初五是财神生日，家家要接路头，仪式和过年时请路头差不多的，不过商家因为发财心切，而且希望能够早些发财，所以都在初四夜就接了，一面大家吃路头酒，往往要接到天亮才接好哩。”

而在浙江宁波，“接财神”的方式跟苏锡又不一样：“初五这天，各商家都虔备牲醴，供请财神。住家举行的很少。”尽管同属浙江，湖州“接财神”也有别于宁波：“五更的时候就供着牲醴奉祀他，叫做‘接五路’。据说财神底下体是裸着，祭他的时候，不能太长久，为的怕财神要羞耻。商家今天也设宴，叫做‘吃路头酒’，辞留伙友，就在今天决定了。”

相隔不远的几个地方，新年风俗竟各具风貌，于是《新年风俗志》的价值得到完美体现，而这一切，都是娄子匡一处一处实地考察得来，“活生生的”（娄子匡语），自然比“翻书党”或道听途说者要靠谱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