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林求批评

李天扬

“夜光杯”创刊80周年之际，本人奉报社之命，筹策一个夜光杯作者致编者的书信展。其中，最早的信来自相声大师侯宝林。信，是给吴承惠的，写于1956年。当时，吴承惠是跑文化的记者。

信不长，照录如下：亲爱的承惠同志：

你好，沪上一别平安到京，请勿惦念。在沪时多蒙照顾在此致以亲切的谢意。在我们离开以后你是否又发稿了？如有请寄报来，我们座谈会上的照片是否洗好？能不能寄给我们一份，虽然我们离开了上海，可是还要给你添麻烦。我想用个人的名义问你一件事，最近同行老师对我有没有不满？我们是老朋友如果发现我的缺点应该告诉我。北京有什么事需要我办，请来信告诉我。此致

亲切的敬礼

侯宝林

四月十日于北京

全体同志都叫我问候你，并委托你问小孙好。

熟悉侯宝林相声的朋友一定知道，他有好几个作品跟上海有关，他的上海话说得很不错，关于“洗头”和“打（汏）头”的包袱家喻户晓，他甚至说上海女性连吵架都“那么地好听”，他跟戚雅仙学过越剧，也唱得颇有韵味。戚雅仙后来撰文回忆，上世纪50年代，侯宝林来沪演出，“通过一位记者同志的介绍，在新雅饭店请我吃饭，向我了解越剧的唱腔特点，我也请他看了戏”。这位记者，正是吴承惠。时间也正是1956年。另据黄永生回忆，连“上海说唱”之名，也是在1956年他去北京演出时侯宝林起的。

坚持了几十年的南北戏曲界的交流，始于上世纪50年代。1951年、1956年、1959年，在上海有过三次大的交流活动。前引之信写于1956年的第二次南北交流之后。据《新民报·晚刊》当年的报道，侯宝林是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来沪的。交流日程如下：

3月13日上午，与上海戏曲界座谈，座谈会在上海市戏曲改进协会举行，主席周信芳虽然正在忙于电影《宋士杰》的拍摄，仍赶来出席并致辞。这样的座谈会，半个月里举行了三次。在第一、二次的座谈会上，发言的大部分是南方的滑稽演员。到第三次，侯宝林发言了。《新民报》报道说，“他又说又做，简直跟在台上说相声一样”。侯宝林信中问，“我们座谈会上的照片是否洗好？”即指此。

3月14日，与上海戏曲界一起预演两场，上午招待上海的文艺工作者，晚上招待工会的文教干部和驻沪部队的战士。

3月15日起，在新光剧场公演。

在《新民报》上写了题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的精彩演出——记南北曲艺交流演出》的长篇报道的“王惟”，正是吴承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这次来沪交流日程很长，直至3月30日，他们还与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即上海评弹团的前身）联欢，进行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演出交流，大轴，仍是侯宝林的相声。这天晚上，说唱团的演员们，在上海市文化局、市工联、市文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晚会上，和几百名上海的业余曲艺活动分子、广播之友见了面。侯宝林作了“有关相声表演问题的发言”。

如此这般，回到北京的侯宝林给吴承惠来信求批评，希望吴把同行的不满和他的缺点告诉他，应该不是客套话，是十分真诚的。侯宝林和吴承惠之间，并不仅仅是演员与记者的关系，而是知根知底的莫逆之交。

吴承惠在年过九旬之后，用很快的速度写了他的最后一本书《师友追梦》。为这本书新写的，有十篇长文，记了他的十位老朋友，其中就有侯宝林。吴承惠写道，“白天老是坐着要打瞌睡”，“常常眯一会就醒，醒了还是瘫坐在那里七想八想，也常常想到侯宝林”。如此“追梦”，可见感情之深。这篇文章题为《侯宝林在上海》，书是2018年出的，不难找，在此就不再转引了。吴承惠（署名秦绿枝）写得有感情、有见识、有细节，甚至有八卦，相当好看。在此算是为这本低调的书做了一次广告。

文章自然也说到了1956年的这次南北交流演出。3月15日首演，吴承惠去了，为了不打扰侯宝林，演出结束就走了。不料，第二天别人告诉他“昨天你怎么跑得这么快，侯宝林在麦克风里找你……”以后的十多天，吴承惠“差不多每晚都在陪侯宝林”，演出过后还在一起去吃宵夜。如此，侯宝林信里说的“在沪时多蒙照顾”，也同样是实话了。前不久，侯宝林的再传弟子郭德纲的“德云社”在上海开张，竟也引发热议，甚至有“北方相声来抢上海滑稽地盘”之说，实在是太滑稽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读一读70年前侯宝林“求批评”的信，是颇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