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与畅想

沈嘉禄

博物馆对我而言是一座神圣的殿堂，它不仅解读历史之谜，也重新定义时间和文明，进一步启发人们对存在价值的思考。每到一个陌生城市，我最想去的就是博物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博物馆还暂栖金陵东路的中汇大楼，离家不远，我经常去。刘靖基捐献珍藏书画展、清初四画僧精品展等让我大开眼界。印象最深的是1992年9月的哥德堡号沉船珍品展，我在流连忘返之际发现观众寥寥无几，除展厅局促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我认为一是宣传力度不够，二是民间收藏热尚在升温之中。2005年瑞典人驾驶着仿制的哥德堡号三桅大船启航，沿历史航线重访广州，之后又驶入上海黄浦江，这一次就引爆了公众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关注。

1996年上海博物馆在人民广场落定，犹如一枚云子敲响在天元的位置，从此开启了上海文博事业的新纪元。开馆前我去闵行上博库房边的工地临时指挥部采访了马承源馆长。一边听他侃侃而谈，一边努力排除室外马达转动的嘈音——八尊神兽石刻正在精雕细刻中，它们就是上博的守护神。

采访结束，马馆长在送别时说：新馆启用后，我就不可能接受记者长时间的专访了。受马馆长的启发，后来我还写了一篇题为《博物空间，我们的思索空间》的散文，对当时国内大城市博物馆的状况表达了忧虑：“今天，从博物馆的保有量来看，伦敦有137个，维也纳有116个，东京和巴黎达到200个以上，人口仅为50万的斯德哥尔摩也有55个，连发展中国家的阿根廷，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有80个。”当时的上海博物馆大概也就二十来个。今天，上海已有官方备案的博物馆174座，密度优势明显，领跑全国，总量上超过纽约，与墨西哥城相当，不过与伦敦、巴黎、东京（含有大量小型私人博物馆）相比，尚有不小差距。

博物馆的功能包括征集、保管、展陈、研究、教育等，我以一个资深记者和收藏爱好者的身份，经过对上博专家、领导几十次的专访以及深入库房、布展现场的考察、观摩，认为无论藏品还是研究水平，上博足以跻身世界一流行列，是上海的一张金边名片。

另一方面，媒体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也越来越专业，以前一些记者喜欢聚焦于文物的经济价值或某件展品的保险金额，现在将重点放在挖掘、梳理展品的文化意义，并请专家在全球视野下对中华文明和异质文明进行平行的比对。

上世纪九十年代勃兴的民间收藏活动对文博事业起到了烘云托月的作用。我也经常在双休日跟着道行很深的朋友去藏宝楼甚至外地古玩市场淘宝，每有所获，欣喜万分。别以为淘宝者都是奔着利益而去，将自己最珍贵的藏品捐给博物馆，是许多有识之士的终极目标，上博在一堵大理石墙面上刻着数百位捐赠者名字，其中不乏近年来拾遗补阙的民间收藏家。在我的朋友圈里也有，受他们激励，在上海历史博物馆新馆建成时，我将一块公共租界的界碑捐给了上历博，今年初又将一只汉代青釉陶瓿和一只民国元年的竹编食篮捐给了商旅职校，为他们的本帮菜数字博物馆增添两件实物。

德国大诗人歌德说过：“博物馆不应是古董的坟墓，而应是新思想的孕育场。”作为一名文博爱好者，我将继续观展，继续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