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新民”的老校对

杨柏伟

郑霞光先生的名字重新被提起是两年前为新民晚报创办九十五周年办展时出现的一本名家签名册，这原是郑先生的旧藏。特殊年代，册子不知所终，所幸它尽管离开了原主人，日后还是得到了懂得其价值的藏家的珍护，并在新民晚报“生日”时公开展出。

大学毕业去上海辞书出版社报到的日子是1989年7月的最后一天。社里有规定：新来的大学生得先去校对科实习三个月。校对科里有两位“老法师”：一位个子高些的是沈乾来先生，退休前是校对科科长，沈先生曾参与《毛泽东选集》的校对工作，他的业务水平是“一等一”的；另一位个子矮些、似乎年龄更大一点的是郑霞光先生，一直不清楚他当时的年龄，前两年问了他女儿珍珠姐才弄清楚那时的郑先生已经七十二岁了！沈、郑二位都是退休后继续留在社里发挥余热的，我发现他俩的作息时间跟在职员工是完全一样的。

几天接触下来，发觉郑先生是一位聋哑人，只能咿咿呀呀地发声，说个把短句或词汇。科里的其他同事因为朝夕相处熟悉了，都能和他用手势比划着沟通，我就没招了，每天见着老人家只能冲着他傻笑算是打招呼。

刚接触校样实操校对工作，傲娇地觉得自己堂堂大学生，改改错别字还不是小菜一碟？没承想，校对科科长让我和另一位略长我几岁、研究生学历的新编辑两人各校一遍，合起来算一个校次。我俩嘴上不敢说，心里大不服帖。然而，几份校样做完，至少不但心服口服，我简直还有点崩溃！看着二校给我们改出来的错，我才认清自己那点文字功夫完全就是花拳绣腿，萝卜干饭有得好吃呢！当初一般工具书的校次要达到五校，而《辞海》这样的“工具书之王”校次多达十次，与“毛选”的校次相当。这后校次的老师们得有多厉害？而沈乾来、郑霞光先生就堪称校对中的“特级大师”！

日常所见的郑霞光先生，总是埋首书案，字斟句酌。看到前校次校出的具有难度或隐蔽性的差错，他会乐呵呵地起身，走到那位“火眼金睛”的晚辈面前，拿着那页校样、指着那个校对符号，说一句我听不太懂的话，或者“翘翘”大拇指。明白了，那是表扬，用现在的流行语就是点赞呗！而郑先生给小青年最高的奖励，是递一张手写的小纸条，上面有他写的旧体诗句或者奖掖的话语。我是亲眼看到他给坐我对面的国荣兄递过条子的。

我还记得当时林放先生的《未晚谈（二集）》初版、《未晚谈》重印（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委托辞书社门市部销售。郑先生买了好几本送人。他和科里同事说什么，我基本是听不明白的，但他发出的“林放”两个字的字音，至今犹在耳边，这常常是前一天新民晚报上又有林放的短文发表了，而郑先生读后是要和“辞海”同事分享读后感的，因为林放先生既是新民晚报的老社长，也曾是辞书社的副社长啊！

因为那本签名册的“亮相”，我与退休多年的老同事珍珠姐重新接上了关系。通过微信，珍珠姐给我发了多张老照片，也回答了我的一些问题，使我增加了对郑先生的了解。

我答应珍珠姐要写一篇小文章的，不过爱拖拉的我一拖就是快两年。陪马尚龙老师讲过几回“上海三老——老领导、老法师、老实人”，他理论阐述，我故事搭配，老法师的具体实例就是郑霞光先生。

在如今编校质量屡被“咬嚼”，校对部门萎缩，校对人才凋零的情势下，我觉得更有必要让社会铭记郑霞光这样一辈子默默无闻的出版界“老法师”。

郑霞光先生，杭州人，生于1917年5月29日，卒于1996年3月17日。今年是他去世三十周年，也是他的一百零九岁冥诞。他先后任职于新民晚报、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曾参与“二十四史”和《辞海》等大型图书的校对工作。我不知道他获得过什么出版界的荣誉奖，也不知道他的职称有没有达到“高级”？我和他共事、相处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我不是他的徒弟（也没有资格），但越是临到自己职业生涯的末端，越是懊悔当年实在年幼无知，即便语言沟通不了，完全可以笔谈讨教的，只是那时又能提出什么像样的问题呢？

今后也许再也不会有郑霞光、沈乾来这类“校对大牛”了，但是出版再怎么变，再怎么升级换代，“字斟句酌”的出版人精神总是丢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