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荷花替她说话

李舒

有些名字不是被忘记了，只是被慢慢安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周思聪就是这样的名字。

有这个感慨，是因为相熟的友人自京离沪，特别和我提到错过了北京画院的周思聪画展，叫我一定要去看一看。当然会去的，周思聪对于大众来说有些陌生，但她并没有从美术史里消失。懂画的人说起她，仍然会想到《人民和总理》，想到《矿工图》，想到中国现代水墨由写实转向表现时，她曾经留下的那一道艰难而明亮的身影。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周思聪不像某些艺术家那样不断被谈论，这也许是因为她没有太多可供消费的传奇，她也没有把自己放到喧嚣里。我去年在嘉德的秋拍里看见她的作品，会忽然地一凛，因为周思聪像一盏灯，被放在一间林中小屋里，她一直都亮着灯，只是我们很少走进去。

北京画院的这个展览叫“真言可贵——周思聪的变法之路”，题目起得好，真言可贵，我想策展人是真的懂周思聪。周思聪的画，最动人的地方，正在于画家本人的创作态度。她画人间，便真真切切地看见人间；她画苦难，便不把苦难装扮成壮丽，她早年的人物画，显然是在徐悲鸿、蒋兆和开创的现代写实水墨人物画传统里生长发展出来的：以素描造型立骨，以笔墨晕染传神，人物不是旧式仕女高士，而是被时代风尘扑面的普通人。可是周思聪又很快从这个传统里走了出来，越到后来，她笔下的人物越不只是“像”，而是带着一种内心的疼痛与体温，墨色似乎像画家的内心，怜惜人，替那些沉默的众生把话说完。可是我更愿意在周思聪的荷花前多站一会儿。荷花在中国画里，几乎是被画熟了的题材。陈洪绶画《荷花鸳鸯图》，花叶娉婷，鸳鸯戏水，是一池有古典秩序的清雅；徐渭的墨荷有大写意的恣肆；八大山人的残荷有孤傲出世的冷意；石涛的荷则“信笔所至，情出意外”，墨团之中另有波澜。周思聪的荷花不是这样的。她的荷塘里少有圆满的盛放，更多是残叶、断梗、雾气、水痕。墨色晕开去，像病中的呼吸，也像夜里醒来时窗外的一片冷光。那些荷花不是开给别人看的，它们像是从她身体深处长出来的，她的丈夫卢沉最懂她，他说她晚年的荷花是“一生中最好的抒情作品，也是她自身的写照”。

看着这些荷花的时候，我们大概很难想到，画家晚年被类风湿病折磨，手指关节变形，握笔都成了艰难的事。可是她仍画。手不能握，就用手指夹着笔画。一个人到了这样的境地，再去画荷，便不只是画荷了。那一枝枝荷梗，像被命运弯折过的骨头；那一片片水墨，像疼痛终于被慢慢化开。病痛并没有被她战胜，病痛仍在那里，可她把它移到纸上，让它变成水、变成雾、变成一种不能大声说出的清凉。

周思聪早年画人物，画的是时代里的众生。她把画笔伸向矿工，伸向彝女，伸向沉默而劳作的人。那些作品里有沉重的土地，有被煤尘蒙住的面孔，有母亲低垂的眼睛。到了晚年，她仿佛从外部的人间退回了自己的内心。可是这种退回并不是逃离。一个真正看过人间的人，最后才会明白，最深的现实也许并不在街市、矿井和人群中，而在一个人的疼痛里，在她独自面对生命尽头时，还愿意把一枝荷画得那么轻。

所以她的荷花里有一种特别的悲悯。它一点也不自怜，也完全不想要诉苦，它只是静静立在那里，带着残缺，也带着尊严。我们看见的不是一朵花的洁净，而是一个人如何把一生的艰辛、烦恼、爱和不甘，慢慢熬成一池淡墨。墨色看似清淡，其实很深，像一条大河，静水深流。

我们习惯了热闹，习惯了故事，习惯了把艺术家说成某种可以迅速理解的人设，但这些都不能用在周思聪身上。她的一生那么短，五十七岁便停下了，可她的画没有停。它们仍在替她说话，说一个画家怎样从时代走向人心，从现实走向精神，从大悲悯走向大安静——艺术在这里，彻底成为她安顿身心，对话自我的方式，于画家如此，于我们亦如此。

推荐大家去看看周思聪的荷花，看见那些荷花，会忽然觉得周思聪并没有远去。她只是站在一片荷塘深处，手里仍握着那支艰难的笔。风从水面上吹过来，残叶微微一动，她留下的真言，便又轻轻亮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