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筱一 法语文学地图的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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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雅琴

《战争，战争，战争》是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得主蕾拉·斯利玛尼“他者之乡”三部曲的第一部，袁筱一亦是斯利玛尼在简体中文世界唯一的译者。小说将目光投向二战后的摩洛哥，讲述一位法国女子远嫁北非后，在两种文明的夹缝中度过的跌宕一生。作为原创作品背后的人，她明确提出“翻译也是一种写作”，二者的差别在于：“原创更像是在等待他人的走近，而翻译有一种主动走近他人的姿态”；翻译“要求你不能过于自恋，也要求你善良和纯粹，因为需要暂时放下自我”。

和袁筱一老师相识，缘于一个并不特别法国的法国作家——马克·李维。我那时刚进入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上司和我说，已经和袁老师打过招呼，拜托她给马克·李维的五本书写一篇总序，后续的事儿就由我去对接。

之所以说马克·李维是非典型性法国作家，是因为他这人常住美国，而且他写的故事竟然有头有尾，算得上老少咸宜，总而言之，应该不在袁老师的日常研究范围之内。她在交给我总序时说，花点时间读点不同类型的小说也挺好的，看看法国人到底是怎么写浪漫小说的。后来这篇总序就是围绕“浪漫”展开的，这确实是法国的刻板标签，但袁老师的序扩展了“浪漫”的定义，也算是打破了学院研究与大众阅读的边界，让原本飘在概念里的法式浪漫落地成了每个普通人都能共情的烟火温度。她说这话时带着轻盈和跃动，仿佛随时愿意用开放的心态尝试不同新鲜事物。我有时候会想，这是不是因为法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叛逆性”在发挥作用？就是要干点别人没干过的事，不被固有的研究标签框住自己的脚步。

我在工作几年后，问过袁老师是否有兴趣重译经典名著。那天我俩应该刚离开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的展馆，夏末的太阳照在人行道上，明晃晃的，那一截时光仿佛被永远禁锢住了一般，连同袁老师的回答：“名著自然有名著的好，但既然有些译本已经堪称经典，那也没必要再多添一个译本，可以把时间用来翻译新作品、前人没有翻译过的作品。”于是，蕾拉·斯利玛尼的《温柔之歌》《战争，战争，战争》，玛丽·恩迪亚耶的《三个折不断的女人》，桑戈尔的《阴影之歌》，等等，有了袁老师的中译本。这些作品跨越了不同时代与地域，每一本都带着独特的呼吸与心跳，引领读者前往更辽阔的法语文学疆域，从法国本土出发，我们见证了昆德拉笔下的捷克，又领略了摩洛哥，乃至塞内加尔。袁老师在翻译时，仿佛给这些文字注入新的生命，让它们从法语的世界里走出来，在中文的土壤里重新扎根、生长。

如果说，我和袁老师的初识是不太正统的法国文学，那我们最近几年的交集就是徜徉在非洲法语文学的版图中，去探索那些被主流视野遮蔽的角落。在“非洲法语文学翻译与研究”的框架下，“非洲法语文学译丛”应运而生。最麻烦的事儿是拉书单，即到底如何定义非洲法语作家，以何种标准来选择作品。那也是个午后，是在我们社的办公室，我俩一边吃蛋糕，一边整理思路，袁老师还是用她那一贯不疾不徐、带点随性的语气慢慢铺陈开整个非洲法语全貌，从20世纪20年代初勒内·马朗得到龚古尔奖算作非洲法语文学的发端，到法农、塞泽尔等人在20世纪中叶强调“黑人性”和民族性，再到已经脱离了地域标签、更具国际性的蕾拉·斯利玛尼和玛丽·恩迪亚耶，我们沿着时间长河顺流而下，有时还要避开暗礁。所谓“暗礁”，就是我会提醒某个作家的版权已经被其他出版社买走了，我们无法放进系列。这时候，袁老师会轻轻叹口气，停顿一下，继续给出可以替代的作家，仿佛什么事情都不会影响到她。我们曾经犹豫过是否要把加缪也放进系列，毕竟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符合既定标准。但最后还是放弃了，加缪早已为人熟知，我们更想利用这个契机把一些被遗忘或尚未被充分认识的作家带到中文读者面前。这个系列便有了自己的性格，它不追逐聚光灯下的名字，而是去挖掘那些被时间或地理边缘化的声音。袁老师曾不止一次地提到，非洲法语文学的魅力在于它始终处于流动与变化之中，正如她在序言里说的，非洲法语文学是“开放的、跳跃的，也是充满趣味和力量的”。

这也恰恰是这些年和袁老师相处时我所能感受到的，关于袁老师的翻译和学术，已经有奖项和著作为其正名，不用我赘述。于我而言，她更像是一位引路人，带着好奇心去不断开拓文学的边界，让我们看到，文学的世界可以如此辽阔，而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一种跨越地理和时空的对话。

早在DeepSeek横空出世之前，我和袁老师就聊过机器翻译这件事，我当时认为中文语料库不够充分，机器不可能超越人类。袁老师说她会拿《包法利夫人》作为文本做些研究。她后来真的去做了，发表了《人工智能文学翻译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这一次她走得更远，脱离了物理意义上的地界，潜入了虚拟世界。

袁老师给我吃了一粒定心丸，与其争执人类和机器谁更胜一筹，不如思考人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去尝试各种可能性，去挑战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