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心悟天地万物

水彩画《街》 黄阿忠 绘

布面油画《约克老街》 黄阿忠 绘

◆ 黄阿忠

小时候喜欢画画，家里没有经济条件支持去私人画室学画，这种画室类似现在的美术培训班，学费很贵。然而心向往之，只能“自学”，没有人教，只能自己琢磨；“小人书”是最好的“教材”，因为每一张都可作为范本临摹。有一段时间时兴“刻花样”（这种形式是“剪纸”的衍生）；我把从“小人书”临摹来的“杨家将”人物绣像、《隋唐演义》的某个章节等刻成“花样”，被人拷贝流传。有一次有个同学悄悄跟我说，他有新的“花样”想与我交换。我一看竟然是我的“原作”，因为不断地被拷贝，使得“花样”合并了很多细节，虽然和“母本”有所不同，但整体丰满了许多，我觉得非常好看。好多年后看到日本的版画家栋方志功的作品，觉得和我那“好看”的拷贝“走样”的“花样”，十分相像。

那年月住房墙壁常有渗水，梅雨季节还会出现有颜色的霉点、斑驳多彩的肌理、形状各异的图案。我仰头看天花板、墙角时有很多想象，霉斑形成的调子褪去了鲜艳颜色的“火气”，非常雅致。夏天的云彩多变，看西边晚霞的“火烧云”，各种颜色形状在“运动”中，一会像猴、一会像狮，又或狗熊，一会儿呈现山叠云拥，一会儿又变成“三英战吕布”，真可谓气象万千。

中学毕业上山下乡到农场，遇到了农场的老职工，他是因为被一幅版画吸引，从而报名到农场的。版画是“水印木刻”（一种传统工艺的印刷方法，现在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画面表现的是“一个人坐着小船，在芦苇荡中举着猎枪朝天打鸟”，很有诗意。他说到农场找了好几年一直没找到。我在农场到处寻找这样的画面，见过东滩的鸟、走过湿地的芦苇荡、坐小船驶过浅海……然而这些场景却始终不在同一个画面中出现过。好多年后我悟到，自然的各种景观，是创作的素材，是整合而生成的意境。

十二三岁那段时间，特别喜欢去南京东路的“朵云轩”，看挂在二楼的徐悲鸿、齐白石、潘天寿等名家的大作，这些都是“水印木刻”的作品。我在大橱窗外看过印制工人在橱内操作“水印”，那一块块木版一套套水印，把墨韵印得差不多像是原作一样。那番操作，那种效果，不断地提高我画画的兴趣。

1979年1月开幕的《十二人画展》，我参加了。那是我们几个人自发搞的，这个展览在当时非常“前卫”。没想到这个画展竟然轰动上海滩。那时已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展出的作品一反千篇一律的“红”“光”“亮”的表现形式，且各具绘画个性、风格。每天都有各行各业的人来观展，络绎不绝。在画展上遇到诗人、画家芦芒，他看了我的画后说：“不要再去‘写生’了，哪怕就在现场写生，也要画心中的风景。”“心中的风景”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心中”是什么？其实是“主观”，也就是说自己想要表达的，他的话就像是一道闪电照亮了我。

学习中文，喜欢上了唐诗、宋词，苏东坡、柳宗元。没想到读那些书，对思想、灵魂的形成都有潜在作用；对找到自己的绘画语言，建立和天地对话的诗性与表达，也有积极意义。

我比较早认识到绘画的“形式”。主要是受到了画动物速写的袁颂珉、撰写《笔法论》的姜德溥，还有把景物画得“七歪八斜”的丁立人等人的影响。常常和他们在一起，思想也有“形式”感了，认识到写生时要“编造”、色彩要“主观”，岂不知“形式”就在其中产生。

跟孔柏基老师去嘉兴写生，一路上他跟我说，不能把自然景物画得像拍的照片一样；嘉兴火车站是中西融合的建筑，他叫我把车站建筑放在稀稀落落的树枝后面，还说画什么东西都不要平铺直叙。跟陈钧德老师去写生，是学习他对景物的激情，他的绘画风格显然受“野兽派”影响，观察景物非常主观，主观是创造的缘起，“主观”也是“情感”的寄托。

佛罗伦萨是西方文艺复兴的发源地。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大卫》就放在佛罗伦萨美术学院门口；乌菲齐美术馆里陈列着波提切利的《春》《维纳斯的诞生》。意大利博洛尼亚出生的画家莫兰迪用灰色画画，而且很有形式感。2000年我在这个城市待了一个月，住在马斯柯莱勒小街，几乎每隔几天要去市政厅二楼看一看常驻在这里的莫兰迪作品，看那些被莫兰迪轻松表现的瓶瓶罐罐，作品没有张扬的主题，却也诗意盎然。

去巴黎卢浮宫，那里的作品太多，一天根本来不及看。奥赛博物馆集中了印象派画家的许多作品，马奈那幅《草地上的午餐》挂在五楼，看了好几遍，还有莫奈、梵·高、高更、塞尚、博纳尔、维亚尔等画家的作品，也不止看了两三遍，眼睛闭上总能在心中浮现那些色彩和笔触。毕加索美术馆、罗丹美术馆要穿过几条小巷，去那里往返往往不是同一条街，却都是一道道风景。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外墙全是管道构成，本身就是一件当代艺术品，特别喜欢看的还是在蓬皮杜里展出的勃拉克、波洛克的作品，觉得那些作品的形式，对我有启发、有帮助。

绘画路上有许多感悟，很多平常的小事却能激活我的大脑。那些生活中的小事，却可以悟出许多哲思，那些看似和画画无关的自然现象，却能悟出绘画的真谛，并一直指引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