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高以翔猝死，浙江卫视虽难辞其咎，但背后折射出影视制作资本链早出了问题。

左图：过劳是职场人普遍情况。

“现在网传有一张很火的呼吁影视行业12小时工时的图片。它的提议很美好，但现实是没人敢率先付诸实践。最先行动的人，一定会被市场最先淘汰。”

记者｜王仲昀

11月28日清晨，阴雨不断的宁波市略显清冷，气温已跌至个位数。在宁波国际金融中心的大型水池边，上千朵黄白色的菊花沿花坛铺开，知名艺人高以翔的照片被人悉心地摆在花坛边。粉丝们以此悼念他，有人附上纸条写道：“感谢你来过人间。”

这是高以翔前一天倒下的地方。

11月27日凌晨1时45分，高以翔在录制浙江卫视户外综艺《追我吧》时意外倒地，后经两个多小时的抢救，医院最终宣布高以翔心源性猝死。1984年出生的高以翔，今年仅35岁。作为华语影视男演员、模特，高以翔曾因主演电视剧《遇见王沥川》圈粉无数。

《追我吧》及浙江卫视被卷进舆论的巨大漩涡。节目组在安全保障上的缺陷，以及明星也未能幸免的“过劳”问题，成热搜榜首话题。而需要反思的，远远不止这一档节目、一家电视台。

高以翔倒下前后发生了什么

高以翔录制的节目《追我吧》，是一档自我定位“都市夜景追跑竞技秀”的户外综艺。两公里充满起伏与曲折的赛道，位于宁波闹市区，离市政府不远，周围环绕着中国银行、宁波银行等高楼。场地决定了这个高运动量、高运动强度的室外综艺，必然要在深夜启动。何况节目卖点之一，正是“都市夜跑”。

生前最后一周，高以翔以一种非常典型的明星模式度过。《新民周刊》在高以翔微博上看到，他先后出现在美国、马来西亚、厦门、台湾，直到26日到达宁波准备录制。11月27日凌晨，是高以翔第一次录制这档节目。舟车劳顿，但至少当晚他在节目现场露面时，看上去身体没什么问题。

当天参与录制的路人小安（化名）表示，高以翔那时看起来“身体很健康”，态度“挺和蔼”。拍摄期间，有摄影师问高以翔感觉，他回答：“我还行”。高以翔加入蓝队后的第一个任务是接力跑步。接力跑一圈的距离，据小安目测是1公里多。在节目各个环节里，这个任务不算太难，但小安觉得高以翔当时可能有点急——蓝队在前面的竞赛中输了两轮，落后两分。刚刚加入的高以翔，用比平常嘉宾更快的速度，向前跑去。

“新浪娱乐”公布了高以翔奔跑的部分画面。从画面中看到，高以翔慢跑转弯后，在一个坡上放慢脚步，用一只手扶着栏杆，边走边弯腰喘气。之后，在从主舞台跑向另一个项目点的途中，高以翔停了下来。他先是坐在了花坛上，然后慢慢倒了下去。

发现有人倒下后，其他人开始呼喊医生。距离医生赶到的时间，现场有人回忆是五六分钟，也有人表示是七八分钟。这一时间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心源性猝死急救中非常关键的“黄金四分钟”。等医生到达，先是给高以翔做心脏复苏，接着又灌氧气袋。这一切，包括后来高以翔被救护车送到医院，都没能挽救其珍贵的生命。

高以翔倒下前后的种种迹象显示，浙江卫视在事发后的抢救过程中有太多疑问需要向公众澄清。首先，安排艺人在寒冷冬夜做高强度运动，是否在艺人身边配备了专业医疗团队，是否有AED（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发生意外后这些急救措施需要多长时间能到艺人身边？可作为参考的是，各地马拉松赛事兴起后，配套急救手段都已跟上。举办马拉松赛事的建议要求是：心脏骤停能在1分钟内有人识别并开始心肺复苏、3分钟能开始AED除颤、5分钟救护车到达并开展高级生命支持。

但这也意味着节目成本的增加。《新民周刊》为此采访了一位有过为政府承办大型室外活动经验的从业者邓先生。“大型活动医疗保障不是人们想象那么简单，只加几台AED和加几个急救员的事。这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每次活动的筹备时间，少则1个月，多则半年。无数次看场地，规划区域路线。对户外综艺来说，录制频率那么密集，转场那么多，医疗保障团队的成本会很高，然而99.9%的情况下是无用功。我觉得不光浙江卫视，大多数电视台和网站出于成本考虑，应该都不会安排上全套医疗保障。”邓先生向《新民周刊》介绍道。

邓先生告诉本刊记者，在规划路线时经常会有跟医疗保障冲突的情况。“直播总导演会说某个位置需要搭个摄影台，要设摇臂。然后医疗部门表示，不行，这是医疗应急通道，这里要停救护车。”高以翔事发当晚，医务人员所在的救护车，就曾被隔离在现场栅栏之外。

如果一个带有风险的行业普遍连安全都无法保证，那该行业无疑是有问题的。正因如此，在高以翔遭遇不幸后，整个影视行业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担忧：高强度拍摄过程中，“过劳”的导演、摄影师、道具师、观众，他们的生命健康如何保障？影视制作资本链，每一环都在“过劳”

“前天才拖着整个剧组陪我熬大夜到凌晨5点，收工时已经连轴转了24小时，现在想起来心有余悸……我们都是这个过劳生态链上的一环。导演过劳，摄制组过劳，其实艺人和客户都在过劳，这架疯狂轰鸣着的巨大机器一定是出了问题，但没有人能停止它。我也不知道怎么停止。”

看到高以翔死亡的新闻，青年导演洪四蹄在自己朋友圈写道。大学毕业后就扎根在影视行业的他，如今已是国内多档知名综艺节目的官方合作导演。

洪四蹄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他目前主要给品牌方和综艺节目拍商业广告，所以和综艺节目一直有接触。在他看来，为节目拍广告往往非常赶。一条广告如果用三周时间完成，算是比较健康的周期。但实际情况是，综艺节目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广告不可能花这么长时间。“现在热门的综艺节目都是开播几期后才招商，因为投资者之前都是在观望，而一旦有投资，就必须抓紧制作以赶上后面的播出。这导致真正接到拍摄任务之后，我们的时间被大大挤压，原本三周被压到一周。我曾经有一周拍两三条的经历，像之前拍《即刻电音》时就是这样。那一周的大部分时间还是用在了前期筹备上，真正的拍摄环节是从早到晚，一天之内拍两条。”洪四蹄说道。而这样做的后果是，疲劳、超时拍摄成为常态，所有人都默认了这一套“游戏规则”。

“我们的行规是16个小时，一天之内如果拍摄超过16小时就算加班。再加班的话就得加钱，但是如果真赶着拍完，那就只能事先跟客户沟通好，客户一般也会同意加钱，大家都默认了这种做法。最终，说起来是不能超过16小时，但我们早就习惯连轴转24个小时，甚至更多。”洪四蹄作为导演，每次只要拍完自己的片子就能收工，而诸如摄影师、灯光师，可能不会休息，立刻赶往下一个拍摄现场。“我发朋友圈说的那天，我拍完自己的就休息了，但其他人不一样，我的摄影师那两天连续拍了40小时，完了就跟我说心脏有点不舒服。”

在采访中，洪四蹄也谈到了为何影视行业每一环都在“过劳”的原因：身处资本链当中任何一环，都要面临压榨与被压榨的关系。“像我，我客户那边的公关会一直催我在很短时间内拍完，这是我受到的压榨；然后我不得不去催我的摄影师以及其他组的人，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压榨。至于摄影师，他被我催了，又得一直催他自己的助理们。在这个链条中，为了保障这个系统正常运行，每个人都在不断加速。”另外，从今年开始，由于行业内部经济形势普遍不景气，就连顶级综艺的预算也被削减。这一状况使得洪四蹄的工作强度愈演愈烈。“今年的情况是，各个接到的拍摄任务还是很多，但薪酬没有变多。大家不得不缩减人手，剩下来的人就得干更多的活。”

这种“过劳”的工作状态对人的健康状况无疑是一种隐患，而站在创作者角度看，也影响了其作品质量。“我们在北京拍摄，不仅要跟国内团队竞争，还得面临国外团队挑战。如果我们3个人干国外10个人的事情，这样作品肯定比不过他们。”

这一点也得到了摄影师张敏的认同。他便是洪四蹄提到的那位“连续工作40个小时”的摄影师。和《新民周刊》记者谈到这件事时，张敏连连苦笑。“我给你复盘一下，那天（11月25日）我早上6点出门去拍广告，一直拍到第二天早上4点。之后我没有回家，因为我还有一场拍摄。我收拾好设备，在7点半时赶到那里，拍到晚上9点。从第一天早上6点到第二天晚上9点，这就是40个小时。”

那天晚上，回到家中的张敏，不仅“心脏不舒服”，腰也直不起来。“我躺在床上，差点连盖被子的力气都没。我一点点给自己盖好被子，发现我浑身发抖。”一觉醒来，张敏看到了高以翔猝死的新闻。“我们圈子里都‘炸’了，因为谁都不会对猝死陌生，只不过这次换成了一位台前光鲜亮丽的明星。”

这件事给张敏造成了从业8年来最深的冲击。“本来我今天要去勘景，但我决定先好好休息。昨晚我9点就结束拍摄，我觉得我发挥特别好。回家路上耳机里听着歌，我来北京8年了，这是我8年来最轻松愉悦的一晚。”

在张敏的朋友圈，有一条他去医院检查身体的动态，他把这看作“进厂修理”。洪四蹄也在那条动态下和他交流最近的健康状况。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洪四蹄告诉记者，从去年开始，他就把自己在医院检查的心电图高高挂在了工作台的正上方。

纵使“过劳”现象在影视行业存在已久，但无论洪四蹄还是张敏都没有想过转行。“累是真的累，但我也是真的热爱创作。”洪四蹄对记者说道。至于高以翔的遭遇是否能够真的在行业内部带来一些改变，洪四蹄并不乐观：“现在网传有一张很火的呼吁影视行业12小时工时的图片。它的提议很美好，但现实是没人敢率先付诸实践。最先行动的人，一定会被市场最先淘汰。”

“过劳”现象值得全社会重视

公众关于“过劳”的讨论热度在发酵。越来越多人发现，“过劳”不局限于影视行业，它早已成为当下社会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需要更多人给予关注与回应。针对这一问题，《新民周刊》采访到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石力月副教授。在石力月看来，“高以翔事件应促成全行业的反思”。

《新民周刊》：作为新时代的“劳工”，明星在此过程中有自主选择权吗？他们有办法去改变现状吗？

石力月：他们很难去改变，因为这是全行业的结构性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这是一个被大资本支配的行业，对于大资本来说，最理想的回报是迅速而丰厚的。相对于传统影视剧行业及唱片业而言，综艺节目在生产周期与市场风险方面是有比较优势的，这为理想回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对于生产而言，成本关乎利润空间。在明星报酬以及其他刚性投入难以压缩的情况下，能有效节约成本的主要方式就是缩短生产周期、提高劳动强度，所以“过劳”生产是一种全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另一方面，刚才说到明星自身的商品化问题，标志就是其价值等同于“身价”，而当他们的未来与“身价”捆绑，就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委身于资本的要求。参与综艺节目是一个有可能迅速积累名声和热度从而换取“身价”的方式，所以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主动还是被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逃不出这种资本逻辑，自然也就基本不具有与“过劳”生产方式谈判的权利。

《新民周刊》：很多人批评节目组为收视率而不择手段去博人眼球，这也是现在很多节目的“通病”。您认为这是一个业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吗？或者我们把问题讨论范围再扩大一点，比如和前两天网易“暴力裁员”的新闻联系起来？

石力月：这是行业的普遍问题，所以仅仅对浙江卫视或者这个节目的制作方进行声讨是不够的，这个事件应当促成全行业的反思：我们今天的综艺节目生产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有人说这些节目博眼球、为收视率没有底线，说到底最终都是为了回应支配性的资本期待。从这个角度来看，倒是可以与网易“暴力裁员”的新闻进行联系，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从这些悲剧里反思，在夜以继日回应支配性资本期待的格局里，人类自身究竟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人之为人的劳动如何可能。

高以翔之死令人惋惜，对于今天“过劳”现象普遍存在的各行各业来说，这是一记异常沉重的警告，希望以此能够真正引起人们对于此类问题的关注和警醒。只有这样，“高以翔式”的悲剧才不会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