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图：亨利·诺尔曼·白求恩。

上图：白求恩在抗战前线的临时医院检查伤员的康复情况。

左图：1939年，白求恩大夫遗容。

编者按：白求恩去世80周年了。1939年11月12日，因救治伤员时细菌感染的白求恩不幸逝世。当年12月21日，毛泽东写下了《纪念白求恩》一文。此后，此文与《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成为“老三篇”，在中国家喻户晓。

在《纪念白求恩》发表80周年之际，让我们跨越时空，来探寻——今天，我们为什么仍要纪念白求恩。

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一个阶段的低潮后，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语境下，这些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被西方主动忽视，甚至屏蔽了。

记者｜姜浩峰

作家薛忆沩自称是“白求恩的孩子”。在他不远万里前往加拿大蒙特利尔居住，并写作了《白求恩的孩子们》一书后，有书评认为——“白求恩的参战是西方全球化的一部分；薛忆沩定居加拿大写作是中国全球化的一部分。两者虽不同步却有潜在的因果关系，现实就是历史的结果。”

今年是白求恩大夫去世80周年，明年则是白求恩诞辰130周年。在如今这个历史节点，纪念白求恩，不仅在于重拾过往的纪念，更在于找寻一个答案——今天，我们为什么仍要纪念白求恩。

国际主义与全球化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一文，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收入各个时期不同版本的教材。2016年的人教版七年级上册语文教材，再次收入了这篇文章。

不仅如此，如今喜马拉雅APP上的网红公开课“王君悟课”，也有《纪念白求恩》一课。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王君， 对于如今如何上好这门课，有着自己的理解。她说：“可能对我们‘70后’、‘60后’、‘50后’的成年人而言，从毛泽东《纪念白求恩》原文里读得出白求恩是男性，推测得出他来中国的大致时间和抗日背景，明白他是加拿大人，但是对于‘90后’以后的学生，在流行文化中长大的一代人，白求恩简直无异于火星上的人，学生对他的了解比对奥特曼、对林书豪的了解少得多。甚至大部分学生，对白求恩根本一无所知。”在王君看来，这就需要在课堂上讲授必要的背景介绍等拓展内容。

10多年前，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的文学顾问胡平曾称：“我实在是希望，我们今天这些人能为一个上世纪30年代的精英白求恩，掉一点眼泪，哪怕三分钟也可以。”又十多年过去，距离白求恩来中国的岁月又长远了一些。但白求恩的光芒并未褪色。譬如王君老师在课堂上曾经介绍过的，白求恩写给聂荣臻的信，如今重读，更觉熠熠生辉。抗战烽烟燃遍华夏的年代，外国专家能够到达延安的却很少。“白求恩理当得到当局的礼遇，这也是延安当时每月要发给他比较可观的津贴的原因。然而，白求恩谢绝了。”王君在课堂上如此讲述的时候，生长在21世纪10年代的孩子们，无法想象这是什么原因。既然劳动，甚至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何不要津贴？有的孩子认为，即使要了津贴，白求恩同样是在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战做贡献，不失他援华专家的光芒。

这一观点，放在今时今日粗粗看来，并没有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为了将自身的能力用在更适合的地方，许多领域的专业人士在全球各地寻找工作机会，绕树三匝，觅枝而栖。最为大众熟知的例子——譬如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上的那些外援，他们也许在欧洲踢过球，然后凭借在五大联赛的工作经验甚至出色表现，到中国市场寻找工作机会。他们得到的薪水甚至数倍于在欧洲踢球。他们仍可以对媒体说，自己是在帮助中国足球进步。还譬如有的一线城市三甲医院的开刀医生，利用休息日飞到二三线城市主刀，也有高额回报，也相当于付诸二三线城市的医疗进步。帮助了他人，又增加了自身收入，可谓双赢。然而，白求恩当年来到中国，却绝不是为了高额回报，他甚至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医术能够精进。

“用西方一位评论家的话说，白求恩是上世纪30年代西方的愤青。”胡平如此解读白求恩的行为，“他实际上很会享受生活，可以在夏天光着膀子到森林里砍伐木材，也可以从英国渡过英吉利海峡，去法国买卖古董。没来中国前，在他家的客厅，一天24小时，不管来的是不是认识的人，都可以拿着威士忌喝得大醉。”在胡平看来，白求恩出身富裕阶层，是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既得利益阶层的一分子。但他放弃了在加拿大优渥的生活，到西班牙，到中国，这本身就是极其了不起的个人英雄行为。

完全可以说，白求恩到西班牙、中国来，根本没有名利追求。一旦前往，就是付出！就是个人牺牲！直到牺牲个人生命！

在来中国支持中国人民抗战之前，白求恩曾经到过西班牙。这是1936年。在当年的7月17日，在摩洛哥的西班牙非洲军团哗变，叛军处决了6名支持共和国的高级军官，并在弗朗哥的支持下起兵叛乱，西班牙本土的部队也由此连续叛乱，导致西班牙内战爆发。白求恩带着医疗器械，从加拿大赶到西班牙。在马德里，他成立了一个“加拿大输血服务机构”，号召马德里市民来献血。然而，几个月后，白求恩被怀疑是间谍，而不得不回到加拿大。由于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缘故，白求恩在加拿大找不到工作，遇到了不少困难。回看这段在西班牙的历史，与白求恩一同在西班牙奋斗的，还包括这些人——匈牙利裔美国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智利诗人聂鲁达、英国作家奥威尔、美国作家海明威，当然还有西班牙画家兼雕塑家、法国共产党党员巴勃罗·毕加索。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这些摄影家、诗人、作家，影响了起码两代年轻人。对于自称“小资”的“70后”“80后”们来说，无论是否深入了解过他们的人生和作品，如果不去背熟几段这些人的语录，简直无法在“小资”圈子里混。

“我喜欢你沉默的时候，因为你仿佛不在，你远远地听我说话，而我的声音触不到你……”有的人拿这段聂鲁达的诗句去作为情诗，在女生宿舍楼下点上一地的蜡烛去追心仪的女孩。殊不知，如此看似唯美动人的诗句，只是聂鲁达诗集《西班牙在心中》的一段。诗集中收录的《诅咒》《轰炸》《西班牙因富人而贫穷》云云，与毕加索的《格尔尼卡》，都是西班牙抗战时期，艺术家们的不朽之作。

白求恩却因为没有这些作品流传，而显得在欧美世界不那么著名。如果他没有来中国，如果他从西班牙回到加拿大后，就去过他的小日子，甚至脱离共产党，那么他也许会泯然众人。然而，他怎么可能不来中国？在西班牙，他的事业未尽；中国，正值抗战艰难时日。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成为必然。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时期来到中国，来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医生，不止白求恩一人。美国共产党人乔治·海德姆，在中国，人们更知道他的中文名字——马海德，1950年甚至加入了中国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为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特别是皮肤病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印度人柯棣华，1938年随印度援华医疗队到中国协助抗日，先后在延安和华北抗日根据地服务，任八路军医院外科主治医生、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与白求恩一样，柯棣华于抗战期间将生命留在了中华大地——1942年12月9日凌晨，他因癫痫病发去世，年仅32岁。

从薛忆沩《白求恩的孩子们》一书中，可以感觉到，一些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在中国抗战的艰难岁月里来到中国，这是西方人主动加入到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自由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罢，这些主义的源头，都来自西方。马克思、恩格斯也都是西方人。只不过，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一个阶段的低潮后，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语境下，这些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这些全球化的另一面，被西方主动忽视，甚至屏蔽了。

今日更放光芒的殉道精神

历史有时候并不是时光距离越近越清晰。当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经历又增多一些以后，今日之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放在大历史视野中重新看白求恩，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愈加熠熠生辉。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的开放的、与世界人民广交朋友的胸怀，在当年就已奠定。譬如在西班牙抗战时期，世界53个国家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共约4万多人,热烈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纷纷奔赴西班牙战场,组成国际纵队,与法西斯军队进行殊死战斗。中国共产党也派出了一支队伍，于1936年10月进入西班牙。

出生于1899年的重庆璧山人谢唯进，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后留学英国、德国。精通多国语言的他化名林济时，担任西班牙共和国民军第35师重炮指挥部副官，参加了马德里、中线、东线大反攻及突破布诺河防线等战役。由于国际纵队的战士来自不同国家，有时候在战斗的过程中语言不通，交流困难。国际纵队政委马尔蒂看中了谢唯进的语言能力，让他去炮兵纵队担任政委。担任政委期间，谢唯进曾经在瓜达拉哈拉战役负伤，进了本尼卡森国际志愿军医院。

在白求恩不得不离开西班牙以后，谢唯进随国际纵队依然在西班牙战斗。他任政委的炮兵纵队被困在西班牙东北部地中海海边，进退维谷长达半年之久。后来，在共产国际的营救下，1939年初，谢唯进等队员突出重围到达法国。《西班牙国际义勇军中国战团告全国同胞书》写道，“中国战团在西国死伤八九”，只剩下一小部分撤出西班牙前线，其中包括谢唯进在内，一共有7人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继续参加抗日战争。

谢唯进和妻子谢安娜·卡佩拉回国后，先到重庆，在周恩来指示下，以开诊所作掩护开展情报工作。抗战胜利后，谢唯进随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参加国共停战和谈，1948年调任第四野战军特种兵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长，随军参加了解放北平和天津的战役。解放后，谢唯进先后任空军工程部政委和副部长。1955年国家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1963年，谢唯进在北京离休，1978年10月病逝。

新中国成立之际，谢唯进和战友们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到1950年国庆，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一标语，至今未变。

今日之中国，比起当年来，当然进步了许多。从新中国成立后，援助亚非拉国家，坦赞铁路成为美谈，到如今“一带一路”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副会长马国庆看来，白求恩有一种殉道精神，这种精神是永恒的，放在今日之中国也是亟需的。譬如白求恩认为，技术只有掌握在进步制度之中，才能造福人类。马国庆说：“当今时代，我们不但需要更多的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以提升社会发展速度，更应当通过社会制度的互学互鉴，不断创新，让先进技术惠及更多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全球化的进程中，这一点，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