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安克雷奇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英、俄、德、法、美、日、意、奥、荷、西、比共十一国在北京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圆明园残迹。

光绪。

慈禧。

西什库大教堂。

八国联军为镇服中国人和羞辱清政府，举行穿越皇宫的阅兵游行。

八国联军高级军官们在紫禁城里留影。

李鸿章北上进入北京与列强谈判。

李鸿章、奕劻在《辛丑条约》上画的花押。

主笔｜姜浩峰

如今的中国，不仅能做到平视西方，在回望来时路时，亦更有自信——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确实代表了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然而，西方列强是否将西方文明提升到与生产力匹配的程度呢？东方文明是否一定落后呢？

“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这是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的阿拉斯加举行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对美方所说。当时，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一起，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展开对话。面对布林肯的骄狂之语，杨洁篪适时予以打击——“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7月26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到天津。这是自拜登上任美国总统以后，美方访问中国的最高级别官员。中方派出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与之会谈。之后，王毅会见了舍曼，并向美方指出：“中方过去、现在、将来都绝不会接受美国的无端指责，同时我们要求美方彻底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霸道行径。”

在安克雷奇对话会期间，即有媒体将两张照片发出用以对比。一张是安克雷奇对话会上，中方代表泰然自若，与美方交涉；还有一张黑白老照片，是1901年9月7日《北京议定书》的签订现场照，其中，从法国公使鲍渥的左手边看过来，清廷代表联芳、李鸿章、庆亲王奕劻，一个个神情落寞。特别是居中而坐的李鸿章，显然还没有从1895年3月在日本马关被枪击的阴影中走出来，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状况，都很不好。

1901年，是辛丑年，故而，《北京议定书》史称《辛丑条约》。当然，对于在北京与清廷代表签约的11国来说，在他们看来，这份议定书的准确表述是“解决1900年骚乱的最终协议”（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1900年5月，以平定北京骚乱为由，八国联军正是从天津登陆，一路攻入北京，烧杀抢掠……，回过头来，却逼迫清廷巨额赔款。

自1840年被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以来，“辛丑”恰恰是中国近代以来一切屈辱的开始——1841年1月25日（清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年大年初一，英国侵略军头子义律宣布与清廷代表琦善达成《穿鼻草约》，清廷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尽管此后不久，清廷又以私自割让香港的罪名处罚了琦善，可在1842年达成的中英《南京条约》中，清廷再次确认了《穿鼻草约》的内容有效。英国人则通过《南京条约》继续层层加码对清廷的讹诈。

今年，是1901年以来，第三个辛丑周期之始，是1841年以来第四个辛丑周期之始。回看1901年这个辛丑年，在清廷与英、美、俄、法、德、意、日、奥、比、西、荷达成《北京议定书》的时候，慈禧和光绪还在西安，所谓“西狩”，实则是自己怕被当作八国联军的猎物给逮住了。尽管此后他们于1902年初回銮北京，又支撑了近十年才亡，此后还有宣统继位——一般历史学家将清亡的日期定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可某种程度上说，1900年的庚子之变，1901年的《辛丑条约》，此番经历，让清廷闻到了浓浓的灭亡的气息。此后的大清，再怎么折腾，都跳不出此前办洋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君主立宪的死循环，实际上是无力回天了。

可对于中国来说，中华文明不会亡！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近代以来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尽管民国初起就军阀混战，中国仍显露出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迹象。乃至民国初年的政体，一会儿总统制，一会儿内阁制，终究逃不脱“军阀制”。可就是在这种种试错的过程中，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此后的中国，迎来新生。

世纪悲歌

“其时人静月黑夜悄悄，怒波碎打寒星芒”，这是1900年1月30日午夜的太平洋。从日本出发的梁启超，“扁舟横渡”，前往美国。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梁启超自称“断发胡服走扶桑”。那意思，无非剪了辫子，穿上了西式的衣服，去日本。在日本，他读书、会友。这一去美国，“问政求学观其光”，突然想到时光已经渐入20世纪，梁启超回到舱中，写下《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梁启超认为，“地球上文明古国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这四个文明古国中，文化没有中断过的唯有中国。然而其时，梁启超正为中华文化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而心忧不已。无论是逃亡日本，还是前往美国考察，他想的仍是找到救国之策。

回看1898年。当年4月，法国人在广东遂溪县登陆；6月9日，《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在北京签订，英国强租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九龙半岛北部，租期99年。接下来，法国效仿英国，强租广州湾99年。可见，在甲午战争战败、清廷割让台湾岛给日本后，中华帝国庞大的身躯，继续为列强所觊觎，所啃噬。

两天以后，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算是戊戌变法的开始了。一时间，北京城里，改革政府机构，开办京师大学堂，准备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好不热闹。维新派想着的是——通过变法，效仿此前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的日本，以及其他列强，救亡图存，未来则能富国强兵。

此时的世界，是怎样一番模样呢？立国之际就采取了共和体制的美国正在崛起，工业产值已经超越英国和中国，排名世界第一。在大清戊戌变法之际，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打了起来。美国不仅拔除西班牙在加勒比的一个个据点；还确立了对夏威夷的统治；撺掇菲律宾独立，实质则是强掳菲律宾投入美国的怀抱。

在法国，巴黎大学的居里夫妇于1898年7月、12月，相继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钋、镭。发现钋的时候，在北京，慈禧正在秘密布置重新抓住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庆郡王奕劻、大太监李莲英跪请慈禧“垂帘听政”。发现镭的时候，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这“六君子”已被慈禧问斩，光绪已被软禁瀛台。康有为、梁启超则遁去日本。

此时，英国《泰晤士报》主编姬乐尔写了一封信给该报驻北京报道员、澳大利亚人莫里循：“维新派的目标正是我们的目标，他们的计划好倒是好，就是有些不切实际和操之过急。然而，距今大约三十年以前，绝大多数局外人不也是这样评论日本的明治维新，而明治维新不是扫除了日本的旧秩序吗？不打破鸡蛋就不可能做成煎鸡蛋卷。”

无论当时的慈禧是否知道姬乐尔这份“菜谱”的存在，在她眼里，光绪就是在谋反。皇帝也会谋反？是的！在慈禧眼里，由她一手操作继承了同治帝位、一口一个叫她“亲爸爸”的光绪，其所谓变法，实则就是为了推翻祖制，更兼直接推翻她这个“亲爸爸”。而更令慈禧不安的则是——光绪的行为，竟然获得洋鬼子的赞许。在慈禧看来，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来，近一个甲子的时光里，哪一次不是洋鬼子在和大清过不去？自道光廿一年辛丑，琦善与洋鬼子签了个《穿鼻草约》开始，不论大清打败仗还是打胜仗，哪怕打出个中法战争镇南关大捷，哪一次又不是大清签下屈辱条约？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甚至打进了北京城，把万园之园的圆明园都给烧了。慈禧和自己的男人咸丰逃往热河。第二年，咸丰帝也没缓过来，直接在热河驾崩了。此时，咸丰唯一的皇子、慈禧的亲儿子载淳才六岁。孤儿寡母回到北京。载淳登基，定年号“祺祥”，后改年号为同治。慈禧从那时候垂帘听政，赶跑了政敌，却又眼见着亲儿子驾崩。慈禧选来选去，选了同治帝的堂弟兼表弟载湉为帝，年号光绪，不就是为了把这祖宗功业光大下去吗？

尽管所谓洋务运动、同光中兴，被甲午年与日本的一场战争给打出真相——大清虽富，富到什么程度？以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算法，清朝国内生产总值在19世纪90年代初仍是法国的两倍、日本的五倍。事实上，大清也买到了吨位在东亚首屈一指的铁甲舰。可莫说八旗子弟，哪怕绿营，哪怕湘军、淮军，甚至由“海归”精英为基干组建的北洋、南洋水师，在洋鬼子面前统统都只是一盘菜！往年是打不过西洋鬼子，洋务办了几十年，竟然连东洋鬼子都打不过了。大清怎么办？靠什么？慈禧的心态无非：难道靠洋鬼子来给光绪出坏主意？

粉碎了戊戌变法以后，慈禧一心要废黜光绪，另立新帝。可驻北京的各国公使几乎没有一个支持的。1898年10月6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跑到清廷的总理衙门，询问光绪帝是否平安。10月7日，因为一场偶然的冲突，俄、德、英等国甚至动议派兵进北京。10月15日、18日，英法两国驻华公使馆都派人到清廷，要求给光绪帝看病。10月24日，休假结束回到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跑到总理衙门，不仅要见光绪，还号称要代表日本天皇给光绪授勋。

授的什么勋？真有好意，难道不该吐出《马关条约》强占的台湾岛？难道不该吐出此前早已强占的琉球？摆明了就是给慈禧脸色看！

慈禧怎么办？一方面，她明里不敢得罪西洋人、东洋人，于11月5日，带着光绪在中南海仪鸾殿见了矢野文雄，互赠礼物，接受勋章——这是戊戌变法以后，光绪第一次抛头露面接见驻华使节。另一方面，慈禧还是难掩废掉光绪之心，于1899年12月册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

反对的声浪高涨。在南方，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牵头，章太炎、蔡元培、唐才常等1200多人联合签名，打电报给总理衙门说，社会各界迫切希望仍然由光绪“力疾临御”，也就是希望光绪能坚守皇帝岗位。这封电报甚至还提到，如果皇帝换人，“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在北京的外国公使们，则联合向清廷发出照会。在拒绝承认溥儁储君地位的同时，还要求清廷镇压两个反对外国人的秘密社团——“义和拳”和“大刀会”。

当梁启超在太平洋上的轮船上思虑着中华文明之兴灭继绝时，慈禧也在思虑——接下来该如何跟洋鬼子们打交道？那些洋鬼子怕什么人？似乎，自洋人在各地建教堂后，就教案频发。譬如1897年11月，山东巨野，十多人趁着更深夜半，闯入磨盘张庄教堂，杀死德国神甫能方济和韩理迦略，是为巨野教案。究其原因，德国神甫霸占地盘，唆使教徒欺压平民，激起公愤。逐渐地，各地一些民间帮会、乡团聚集而起，形成了义和拳。到了1898年6月，也就是戊戌变法正热闹时，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朝廷。按照张汝梅的理解，参与义和拳的一些人，本就是乡团，民气可用，该由朝廷组织起来，改为民团。这是清廷官员首次提出了“义和团”的概念——从称呼上从“拳匪”到“团民”，亦显示着清廷有人认可义和团的合法性了。当年10月，在慈禧已经将六君子问斩以后，山东冠县飞地蒋家庄的义和团民赵三多等人，竖起“扶清灭洋”的旗帜“起义”，却遭清军镇压。

可又一年以后，义和团竟然遍地开花。如果拿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与明末的闯王李自成等相比，就会发现，两者有异有同。

相同之处是——明末陕西“流寇”也罢，清末山东拳民也好，在并不长的时间内，就能捏合起来形成势力，并席卷了北方中国。“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两相比较，可见一斑。

不同之处是——明朝廷是“用兵剿寇”，可“寇”，也就是农民起义军却越剿越多，直到李自成进京，崇祯吊死，明亡。清朝廷却不然。从上到下，清廷对义和团运动没有统一认识，袁世凯等人希望拼命剿杀，而两任山东巡抚张汝梅、毓贤却都想着收编。毓贤甚至在任上授义和团“毓”字旗。而慈禧对此则模棱两可。直到1900年6月，慈禧竟然派出兵部尚书刚毅跑到涿州考察义和团，并最终默许义和团进京“扶清灭洋”——慈禧内心，恨洋人恨得牙根痒痒，却又不知从何入手与之周旋，这一次，她发现义和团或许管用。

诚然，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可其确实又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袖，加上成员愚昧、迷信等原因，当这股力量进入北京，混乱在所难免。1900年6月12日，东华门外教堂火起，有人认为是义和团所为。接下来，德国公使克林德于6月14日下令向义和团开枪。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当即死了二十多人——也正是在这时候，在德国本土，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正在钻研黑体辐射的公式，即将推出量子论，掀起新物理学的革命。悲夫，被德国欺辱的中国人民，此时竟只能依靠出于朴素唯心论观点的“刀枪不入”来给自己壮胆，以反抗帝国主义！6月20日，克林德乘轿赴总理衙门，途经东单牌楼时，又开枪寻衅，被清军虎神营士兵恩海击毙。而此时，英、俄、日、美、法、德、意、奥八国组成的近两万人的联军，已经在天津大沽登陆，向北京开进——亦即无论恩海是否开枪射击克林德，八国联军都会进北京，乃至持续增兵。

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可慈禧却竟然遭遇“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悲剧之中。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北京，慈禧随咸丰出逃。40年过去，长期把持中国最高权力的慈禧，一度指望洋务派能令国家中兴富强，自己则可在北京城里安享晚年来个清净，可到头来竟然再次逃出北京。只不过，这次和她一起出逃的皇帝换成了叫她“亲爸爸”的光绪，逃亡过程也更仓皇，堂堂太后、皇上，竟然化装成民，所谓“西狩”，一度都不知道逃往何方……

伤国步，吊民残

“西狩”西安的慈禧所闻，是八国联军统帅、德军元帅瓦德西特许士兵公开抢劫三天，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紫禁城被占了。她六十寿辰挪用海军军费造的颐和园，一如当年的圆明园一样被洗劫一空。那些国宝级别的文物——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永乐大典》、古观象台的天文仪，统统不知去向。

留在北京的人们，有这样的记录：“各国洋兵，俱以捕孥义和团，搜查枪械为名，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稍有拦阻，即被残害。”一个英国人留下的记录是：“凡是士兵所需要的，都是派出一队一队的士兵去抢劫中国人的财产而得来。如果士兵需要一些东西，而中国人稍一迟疑的话，就免不了送命。”

法国籍的天主教西什库教堂主教樊国梁，从一个官员家里抢走价值100万两白银的财物；法军统帅佛尔雷一个人抢劫的珍贵财物就有四十箱。法军抢劫礼王府白银200万两。八国联军抢走北京各衙署存款约6000万两白银，其中日军劫掠户部库存白银2914856两，并立即放火烧房，掩盖罪证。连鼓楼的更鼓都被日军所毁。彼时的中国，富则富矣，无非待宰的肥羊，唯一不明确的是——凑了这一杀戮之席的列强，会怎样分赃。

这时候，梁启超滞留在檀香山，亦即刚被美国划入统治范围的夏威夷州的首府。虽然他手持孙中山写给兄长孙眉的推荐信，见到了侨商李昌、郑金、何宽、卓海等一些朋友，可他的保皇派理论，与孙中山的革命理论两相矛盾。持有两派理论者在檀香山争执不下。而在东京，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刚满月不久。日后，梁思成曾极力希望保护北京古都的老建筑。而历史的吊诡就在——梁思成出生之际，北京城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破坏。

慈禧想不想家？希不希望回到紫禁城？当然想，做梦都想！当然希望，一天十二时辰，无时无刻不是抱有此等希望。可慈禧也听说，她的兵部尚书刚毅率领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作战，已经战死于山西侯马。换句话说，义和团的战力还不如此前清廷所练的绿营、湘军、淮军或者海军。如果再没人来收拾残局，八国联军未必打不下西安。到时候，还往哪儿逃？

谁来收拾残局？

慈禧想起了一个人——时任两广总督的77岁老人李鸿章。自道光廿四年（1844年）中举、三年后进士以来，李鸿章投曾国藩门下，后又练淮军，平定太平天国，平捻军，办洋务，练海军。一部晚清挣扎史，是慈禧个人的弄权史，亦是李鸿章换得“东方俾斯麦”之名，而毫无俾斯麦之实的历史。

1898年，在李鸿章代表清廷签署屈辱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之时，比李鸿章年长8岁的奥托·冯·俾斯麦病逝了。这位德意志帝国宰相兼普鲁士首相，以推行“铁血政策”而统一了德国。从大历史的角度回看，俾斯麦有为德意志建立民族国家而做出卓越贡献之处，当然也有对内镇压工人运动，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恶劣举措。对外，除了打赢普法战争、普奥战争以外，俾斯麦还帮助法国凡尔赛政府镇压巴黎公社。不过，历史的细节有时确实颇多回味。1878年，卡尔·马克斯在写给英国周刊《自由新闻》主编与发行人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的信中，曾经提到，自己曾经的朋友阿道夫·洛塔尔·布赫尔，在回到德国以后，曾经按照俾斯麦的指示，试图拉拢马克思为普鲁士政府效力。俾斯麦邀请马克思为《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担任经济问题的伦敦通讯员，甚至提出稿酬由马克思自己定。当时年已六旬的马克思生活十分拮据，但他还是断然拒绝了这个送上门来的好处，并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揭露布赫尔的所作所为。

两相比较。在甲午战争之前，未到而立之年的孙中山，曾经写过一封《上李傅相书》。这封写给李鸿章的信，发表在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上——实际上是一封公开信。孙中山在信中提到，“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煌煌万言致书李鸿章的孙中山，当时并不像一个革命者，而似一位忠于朝廷，又希望国家富强的改良派。是什么让孙中山走上了革命道路？难道不是包括李鸿章在内，整个清廷漠视民声，无视民瘼吗？单从这个角度比较，李鸿章比俾斯麦差之远矣！俾斯麦任内，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险；在外交上，俾斯麦纵横捭阖、叱咤风云，又岂是李鸿章可比。

在戊戌变法之际，李鸿章被慈禧委派，与英国商量《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他的老对手伊藤博文从长崎出发，前往北京。明治九元老之一、日本首任首相伊藤博文，在甲午战争中主导日本战胜了大清，如今又成为大清皇帝的座上宾。维新派的本意是请伊藤博文来给光绪介绍经验的。哪知道伊藤博文到北京的时候，因慈禧的出手，戊戌变法已不可能成功。1898年9月20日，伊藤博文见到了光绪，此时的皇帝已经意兴阑珊。在伊藤博文离去后不满24小时，光绪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伊藤博文乃写下这么一段话：“今皇帝急于改革之处，万事学日本，衣服等亦改以西洋流……（又传变法派）企图排除皇太后……实难知晓中国之事。”

谁最知晓中国之事？似乎没有人比李鸿章更清楚明白！因甲午兵败，积蓄李鸿章多年心血的北洋水师几乎罄尽，外加慈禧怪罪下来，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二十五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而此时的清廷，看似吸取了甲午战前买洋军备买来一些无法发射的鱼雷等等坑人货的教训，换“以夷制夷”为“结强援”，拉拢沙俄等三国干涉日本还辽。李鸿章办妥此事后，参加于1896年春举行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随之又考察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行程九万多公里。古稀之年，考察列强，李鸿章大开眼界，感慨良多。甚至得出欧美之“立国政教”的经验之谈：“扼要处，实在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

故而，在义和团进入北京之后，李鸿章选择了参加“东南互保”，亦即在清廷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开战的时候，时为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等与列强合作，经铁路大臣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于1900年6月达成清朝南方各省督与各国驻沪领事的《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参加这一《约款》的还有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等。在北京城乱作一团的时候，这些东南督抚联合表示，不知道太后老佛爷去哪儿了，皇室对11国宣战的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东南各省在不知诏书真伪的情况下，可以抗命不遵。

这种情况，令清廷在中华大地的权威性大幅度减损。甚至有人动议，索性让李鸿章称帝，中国可以进一步分裂。张之洞则称，作为备案——万一找不到慈禧和光绪的下落，李鸿章可以出任中国总统，主持大局。

就是在这样的景况下，李鸿章接到了朝廷旨意，要他北上京城议和。可李鸿章并没有动身，直到1900年6月，在连续接到催促电报，并再次被授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李鸿章才缓缓从广东乘轮船到上海。毕竟已是77岁风烛残年的老人了，说一句身体吃不消，当缓缓而行，也并非仅是推脱之言。当然，李鸿章在上海，亦是在观望时局，亦探听在沪各国公使的意向。而他的部下则在劝说——《马关条约》，不就是老佛爷让李中堂去签的吗？之后的替罪羊是谁？前车之鉴，别再北上了。

李鸿章接到慈禧“准予便宜行事”的电报，加之此时，各地封疆大吏看准风向，开始关注起李鸿章北上之事，他才开始动身进京。此时的国家，已经有着分裂的趋势，国人生活已不知有多惨淡。一年以后的1901年11月李鸿章病逝之前，曾作绝命诗一首：“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1900年的中国，其实早已是这样的景象。

巍巍华夏，何以新生

李鸿章知道自己去北京的使命。无非能让慈禧得以回銮。至于中国会怎样？这一点，是否在他的考虑之列呢？显然不是。

1900年8月，慈禧已经以光绪的名义发了一篇“罪己诏”——本质上说，慈禧把罪责也都推给了光绪。而比起此前向列强宣战所用“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翦彼凶焰，张我国威”云云来，这回西太后来了个“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换句话说，即便在被欺负了一个甲子以后，在八国联军登陆之前，大清仍以天朝上国的气势在俯视列强在唬人，可在庚变挨揍之后，又以仰视甚至雌伏之态，希望朝廷能够苟延残喘。而李鸿章也明白，慈禧在派出和谈代表的时候，不仅派出了他这一位汉臣，更加派了一位“铁帽子王”奕劻。何所谓“便宜行事”？只不过是慈禧一时间乱了方寸后，不得已之言。

所谓“股肱之臣”的李鸿章，本质上仍无非代理慈禧出面签字的一枚图章罢了。面对11国代表，面对中文、法文两种文本——

中国对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以中国当时人口计，人均一两，价息合计超过9.8亿两白银，并以关税和盐税等作抵押！签不签？签！

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签不签？签！

拆毁天津大沽口到北京沿线设防的炮台，允许列强各国派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签不签？签！

清廷严禁人民参加反帝运动！签不签？签！

外国认为各个通商章程中应修之处或其他应办的通商事项，清政府概允商议！签不签？签！

惩办“首祸诸臣”！签不签？签！

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签不签？签！

清政府对德、日道歉，等等！签不签？签！

这些款项，照单全签。李鸿章拿毛笔画了个花押——肃。也就是说，在《辛丑条约》的签名档，是见不到“李鸿章”三个字的。为什么？不是因为这是卖国条约而李鸿章不愿意留真名。他的爵位是“肃毅伯”，画个花押“肃”——替朝廷签字，用朝廷给的爵位来签，如此而已！

回看李鸿章生平，从同治十年（1871年）代表清廷与日本签署《中日修好条约》，到此后签署《中英烟台条约》，并派郭嵩焘出使英国，李鸿章开始办洋务算是有些中兴名臣的样子。可此后，无论是《马关条约》还是《辛丑条约》，都是把老脸丢尽。《辛丑条约》签署后，李鸿章“呕血碗许”，终究绝命而去。

1902年1月8日，慈禧和光绪乘火车抵京郊马家堡车站。莫理循如此记录慈禧与光绪下火车时的情景：“乐队高奏凯歌，群臣皆俯伏于地，屏息恭迎。”站在远处看热闹的在华经商的美国人阿·立德夫妇，则如此记录：“皇家专列一到站，站台上立即人满为患，好像车厢里涌出了无数随从。贵宾车厢刚好停在我们面前。里面出来一个人，是慈禧——皇太后陛下，她身着鲜艳的刺绣袍服，两侧各有一个太监扶着手臂，虽然她看起来神态自若，却没有一丝笑容。据说她笑起来，那冷酷让外国公使都打寒战。”然而，慈禧、光绪又是怎么回到自己的家——紫禁城的呢？乘舆经过永定门、正阳门。从坐火车到改坐轿子，似乎象征着什么——历史，开了个大玩笑。在15世纪大航海时代以郑和七下西洋为标志，中国曾经“打过前站”，可终究回到了暗黑的闭关锁国之途中。在1840年鸦片战争被英国人敲开国门后，中国又以魏源《海国图志》为代表，准备向西洋学习，可这本图志当年最大的受益者却是1853年因黑船事件被美国敲开国门的日本。从1840年到1853年，不算短的13年，清朝的皇帝也好，官僚也罢，都在忙些什么呢？

及至19世纪末期，当办了几十年洋务的清朝，在让李鸿章处于半下野状态时，竟然举国没有方寸，指望义和团以一腔爱国热情、几多血肉之躯，就能抵挡拥有强悍近代化武装的八国联军。慈禧笑得再冷再酷，除了能驱使刀斧手砍了六君子，无论这之前，还是这之后，她都不可能以她的笑来与列强抗衡。

大清，正在走入它的终点。尽管这大清的最后十年，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即便在慈禧回銮的途中，于1901年1月29日颁布《变法诏书》，许多变革的举措，比之前戊戌年间的变法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历史的车轮已经滚滚向前。民众已经不再接受来自朝廷内部的变法与改良。哪怕朝廷专门设立了商部，并颁布了《公司律》，试图结束此前沿袭千年的官商经济；哪怕1905年废除科举，让大量年轻人得以放下四书五经，走出“八股”梦魇，前往海外留学。值得一观的，也只有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正式通过联合决议，“免除”美国所得赔款的大部分，折合美元10785296.12元，实际数额含利息为11961131.12元。这一笔钱，从宣统元年（1909年）起至1940年，逐年按月“退还”中国，用作设立留学预备学校及选派学生赴美留学之用。1924年，美国又宣布全部“退还”庚款，指定用于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同年，苏联政府主动放弃赔款要求，与中国政府议定，该项赔款在清偿所担保之各种债务后，拨作提倡中国教育之款项。在此前后，英、法、比、荷4国亦相继与中国政府签订协议，“退还”赔款。

但这些国家并不是无偿清退赔款。他们为此特别设立机构，管理使用，其中，除用于铁道、交通、水利、实业等各项建设事业外，以其息金办理文教事业。各国所谓“退还”的庚款主要用于设置学校、研究所，选派留学生，补助国内各学校，补助国内各教育文化团体，以及设置研究补助金额、编译世界名著、聘请外国学者来华讲学、交换出版物、举办或补助其他有关教育文化事业等。这当然有促进文化交流的用意在内，但同时，也存在各国将本国意识形态强加给中国的情况。

在中国来说，接受从西方而来的文化精髓，并不是坏事。也就是在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前的1899年，就在孙中山曾经发表致李鸿章信的上海《万国公报》上，其第121册登载了李提摩太译著、实为蔡尔康据李提摩太口述撰写的《大同学》，其中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在中国传播。

而在中国以北的俄罗斯，在进入20世纪以后，也面临剧变。沙俄趁着八国联军进北京，清廷忙于应付的机会，企图霸占中国东北。1900年7月15日，沙俄“米哈依尔”号与“色楞格”号两艘轮船沿着黑龙江开往哈尔滨附近，遭遇清军抵抗后，转而开往瑷珲附近，并炮击瑷珲。遭遇抵抗的沙俄军队老羞成怒，对海兰泡（今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和江东六十四屯中国人展开屠杀。此后，沙俄和日本又在中国东北展开一场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战争拖累到不堪之境的俄国人起而反抗沙皇暴政。由二月革命这一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到1917年11月爆发十月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组织广大农民、士兵，成功地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俄国革命，将马克思主义与当时俄国的实践相结合，以革命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际上将马克思主义发展成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辛丑条约》之后十年，清朝寿终正寝。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依然处于军阀混战之中。

此时一度鼓吹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也竟然反对袁世凯称帝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曾又赴欧洲考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是怎生好。”

历史证明，梁启超得不到的答案，有人给他找到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此后，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告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得以新生……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又是《辛丑条约》签署120年。如今的中国，不仅能做到平视西方，在回望来时路时，亦更有自信——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确实代表了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然而，西方列强是否将西方文明提升到与生产力匹配的程度呢？东方文明是否一定落后呢？东方民族，比如中国，经历了庚子之变、《辛丑条约》，而又得以更生，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古代四大文明之中，中华文明依然延续，并且迎来伟大复兴，此际，到了中华文明为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