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的北京。

山东威海刘公岛复制的北洋水师定远舰。

义和团。

《绘图伦敦新闻》当年登载的一幅写实画，描绘了清政府支付赔银的场景。

清末，简陋的烟榻上总是横满了吸食鸦片的人。

八国联军侵华，百姓流离失所。

记者｜王仲昀

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相对悲剧的近代史，可以概括为“五次战争、三次改革、一次革命”，而每一场战争其实对于清朝末期的命运来说都是关键节点。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底，俄、英、法、美、德、意、奥、日八国，不顾清政府的反对，联合组织军队，在天津集结，以镇压活跃在京津地带的义和团运动。

5月19日夜晚，天津城外，一群义和团拳民与洋人军队展开了战斗。激战过后，看到有战士负伤被抬走，当时这支义和团队伍的首领对他人解释道：之所以有战士受伤，是因为战斗时附近有逃难妓女，这使得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术”失效。

这一略显玄乎的场景，却是《庚子国变记》等史籍记录的史实。在今天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行为与想法，在彼时的义和团当中被人们广泛认同和接受。短短三个月后，八国联军便攻入京城。次年9月，清政府与十一国公使在北京东交民巷西班牙使馆中签订了被后人视作“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

如今两个甲子已过，当国人再逢辛丑年，回望历史难免会有更多感想与反思。近日，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就《辛丑条约》签订前后的中国近代史问题，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专访。萧功秦向本刊分析了《辛丑条约》以及此前的庚子事变发生的缘由，他也认为，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与重新认识，也可以对当代中国人提供重要析启示。

“巨大的转折”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辛亥革命之前，这一段近代史中的诸多问题与现象环环相扣、因果相连。萧功秦表示，如果要充分理解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签订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耗费了当时清廷大量资金，还是走向了失败，这使得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朝廷内部温和的改革派逐渐被边缘化。甲午战争清朝战败，则是这一现象的标志。之后的戊戌变法，也是一场非常不成熟的变革。这是一场由涉世未深的青年皇帝与一批同样缺乏官场经验、充满书生激情的少壮变法人士相结合而发动的激进变革。这场变革失败后，使得体制内部激进的改革派也走向边缘化。”萧功秦说，“两股力量相继被边缘化，从而让极端保守派，也就是当时的满人权贵得以进入政治与权力中心。这种‘历史的反向运动’，最终引发了庚子事变与《辛丑条约》的奇耻大辱。”

具体来看，上述保守派在清朝的核心政治占有主流地位后，非但不可能冷静反思自身问题或谦逊地学习先进技术，反而在屡遭列强侵略又无法逆转的局面下产生了极端排外的情绪和行为。萧功秦对此曾在《儒家文化的困境》一书中对保守派有所总结：“其中有每见洋人就以扇掩面的徐桐，有把学堂视为培养汉奸之地的刚毅，有一生中从未见过报纸的崇绮……”总之，就是这样一批人在戊戌变法之后、庚子事变之前围绕在慈禧太后身边。

于是，当起源于山东的义和团被山东主政的袁世凯驱赶到北京附近后，这一来自民间的具有朴素爱国主义性质的反洋教力量，和朝廷中的极端保守派，形成了一种“合流”。义和团以“神术”驱逐洋人的社会传闻，在当年的特定历史环境下，与朝廷内部占据主流地位的权贵们极力想要排解内心屈辱感与挫折感的愿望走到了一起。这种现象被萧功秦归纳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古怪的‘政治大联盟’”。

根据《庚子国变书》等史书记载，端郡王载漪对义和团的“神术”深信不疑，并向慈禧太后进言：“夷兵所恃者火器，神拳复能制之，此天赞我也。”而后来他更是提出派兵攻打各国在北京使馆的建议，并与刚毅一道，兴高采烈地将义和团请进了北京，让义和团大师兄进宫为慈禧太后表演“法术”。

采访中萧功秦表示，这股民间的反洋势力得到政府的纵容与鼓励后变得更加壮大，以至于慈禧太后面对巨大的义和团民众潮流而心存恐惧不安，在束手无策中不得不顺应之潮流以求王朝自保。于是，这种“合流”在1900年5月至8月间引发了难以想象的后果。清王朝、义和团与洋人间的矛盾事态不断升级，最终以清朝军队与义和团的惨败而收场。当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第二天，慈禧太后便仓皇出逃西安。“这一次战败后，清王朝在列强面前彻底丧失了讨价还价的余地，面对列强的‘漫天要价’，朝廷也只能全盘接受。”萧教授说，在巨大的压力下，中方代表中有两个人病倒，无法参加第二天谈判。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悲剧性，在今天回想起来依旧令人唏嘘。如上述提及，本来已经被边缘化的李鸿章，又被慈禧太后重新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目的只有一个——去和八国联军和谈、签约，赔款。“当时外国公使告诉李鸿章等谈判代表，让他们不要议价。因为如果再议价，这些将军一旦拒绝，后果可能是一路烧杀抢掠打到西安，到时候你们清朝就会面临更大损失。于是，在西班牙使馆，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被十一国公使‘包围’，不得不接受对方所提条件。之后条约的文本交到慈禧太后手中，被她直接扔到了地上，又不得不同意。”萧功秦表示，放眼中国历史，其都是很悲惨的一幕。

除了情感上的难以接受，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对于现实产生的影响更是深远。这不仅仅体现在巨额赔款与允许外国驻军等条款，更是严重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根基。之后清王朝虽极力推行新政，但在10年后便难以阻挡政权崩溃，就是最直接的例证。

“如果说之前清王朝的政权在国内还处于相对‘强势’的阶段，那么经过庚子事变与《辛丑条约》，其统治阶层的执政合法性、正当性急剧地衰落。经历了这样一场浩劫，无论是老百姓还是有学识的读书人，都深刻地意识到清王朝的统治是无效的、无能的。一些有识之士，更认为在体制内寻求革命性突破已不再可能，转而寻求体制外的革命，这也就是后来辛亥革命的基础。”对此，萧功秦认为《辛丑条约》的签订，在清王朝末期命运中无疑是“巨大的转折”。

《辛丑条约》之后，一方面是清廷自身执政正当性、权威性的急剧衰落，另一方面统治阶层却比以往都更想要通过变革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在萧功秦看来，慈禧太后等人转向“真诚的改革者”，源于快速失去统治权力之后的一种恐惧感。萧功秦在《危机中的变革》一书中提到，慈禧太后从北京出逃西安，在途经数省、行程达数千里的旅途中，久居深宫的她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中国内地的贫困和凋残。当时，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行至河北怀来县时，已经又饿又乏。当地前来接驾的县令吴永，为慈禧太后从老百姓家中弄来五个鸡蛋，结果她一口气连吃三枚，将剩下的分给光绪帝。而光绪帝已经“发长至寸余，蓬首垢面，憔悴已极。”这般从未有过的经历，使得统治者开始进行政治上的反思，并第一次认真考虑变革。

于是，一场新的变革在《辛丑条约》签订的同一年开始付诸实践。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安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再次颁布了宣布清廷变革意向的诏书。此后直到辛亥革命，清王朝在其最后的十年中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即“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除了由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发起和领导，其涉及的领域与此前相比，不可谓不广泛。比如废除科举、创办新式学堂、奖励出国留学、兴建铁路、扩建新式军队等等。然而，正如上述提及《辛丑条约》已经深深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所以“清末新政”业已是“迟误的改革”，其在推行过程中受到《辛丑条约》影响，面临诸多限制。

萧功秦在采访中提到了一个具体案例：当时的清廷想要在全国范围内修建“巡警所”，其可以被视作如今“派出所”的雏形。然而经历了《辛丑条约》巨额赔款后，国库如此空虚，仅此一项，把全部国库收入加起来都不够用，更不用提兴办其他工业交通等现代化建设了。加上民众的社会承受能力也空前低下，使得清廷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改革计划，却只能“量入为出”。

更为关键的是，由于羸弱的政府失去了民众信任，本身执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被广泛质疑，而一场变革想要成功势必离不开一个权力集中、强有力的政府，这在萧功秦看来，使得清王朝陷入“两难境地”，直至最后崩溃也未能从中脱离。

“久未突破的农耕文明”

事实上，在《辛丑条约》如此“巨大的转折”发生前，清王朝已经面对列强侵略屡战屡败，致使国家主权与利益蒙受巨大屈辱。换言之，《辛丑条约》并非导致清王朝灭亡的唯一事件。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清王朝第一次被外国军队打开国门。从那以后，对于这个封建王朝的最终灭亡而言，都经历了哪些关键而又沉痛的事件和节点呢？当我们寻求导致其灭亡的根本原因，又应当从哪些层面进行考量？

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相对悲剧的近代史，可以概括为“五次战争、三次改革、一次革命”，而每一场战争其实对于清朝末期的命运来说都是关键节点。每一次战败后，都有宝贵的时间窗口去使自身强大起来，政权内部肯定也有人想要摆脱这种被欺辱的局面。但是这些宝贵时间窗口中发生的改革、变革，都是艰难且难以落到实处。它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给接下来进一步走向失败埋下隐患。

想要解释其中的缘由，其实也就涉及清朝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萧功秦表示，从“文明”层面看，这与近代中国难以突破传统的大一统专制体制与农耕文明有关。

“在西方一些现代化理论的研究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推演：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与一个分散、自治、地方相对独立的封建帝国相比，看起来前者更容易在国家遇到挑战时进行改革。因为在他们的推论里，专制帝国的皇帝掌握绝对权力，只要他愿意推行改革，那么一道圣旨颁布，下面的臣民不得不服从，这样改革就很容易推行。然而，从近代日本与中国的历史来看，这种推论却与现实相反。”萧功秦说道。

在他看来，如果从文化与文明角度分析，由于两千年来中国的统治阶层始终受到儒家道统的深刻影响，占据主流地位的是一种追求“整体抑制个体”、以“安分敬制”为原则的文化。这种文化长期以来讲究“克己复礼”，从而形成了三纲五常的社会秩序。久而久之，决策者生活在一个受儒家道统影响的极度封闭的政治环境之中。由于缺乏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渠道，又缺少足够的兴趣、动力，使得他作为唯一的权力核心，反而在改革面前是最难作出改变的对象。萧功秦对此解释：“可以理解为，这种讲究‘克己复礼’的儒家文化，在过去是支撑这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长期存在的根基，但是它也在近代影响了统治者与士大夫阶层的常识判断。因为道统是他们判断问题的准则，而道统又是保守的。”

换言之，这是古代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近代以来改革过程中的掣肘。

由于始终未能突破这种以儒家道统为核心的传统文明，清王朝在其他领域也因此面临诸多矛盾、弊端。譬如人才方面，萧功秦曾在《中国为何没能突破农耕文明？》一文中分析，中国在隋唐以后实行了科举考试制度，但这种考试成功的标准，并不是让考生激发自己的创新思维，而是背诵经典条文的求同思维。正因如此，中国的集权文明，其内部选拔的人才，宛如城头上的砖块，而砖墙式的个体缺乏生命力和创造力。

关于这一问题，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更提出，从宋代开始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就已经不再能够担负起一个逐步近代化的国家治理之责。因为上述所提到的以平争泯乱为本位的专制文明，长期压抑了个体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当国家面临现代化转型时，显然已经缺乏相应的人才。

而作为对比，近代日本虽然也是封建社会，但其社会结构更加分散。在明治转型期的日本社会，拥有数量众多的小规模、多元的、自治的藩国。如此一来，在面临现代化的挑战时，整个国家拥有许许多多试错主体和空间，成功的概率自然更高。

对此，萧功秦进一步解释道，虽然戊戌变法时期出现了一批来自体制外的民间知识分子，这批人也一度担任了改革大任。但是他们是基于一种特殊机遇快速进入到权力中心，而缺乏最基本的官僚体制政治经验。

至于金融层面，生产发展、市场扩大与货币短缺之间的矛盾，同样长期没有得到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源在于，统治阶层始终没有成功发行国家主权货币，反而自明代开始一直通过进口美洲白银来解决货币短缺。这一问题没解决，后果便是清朝末期的国家命运将逐步由国内豪商与外国资本支配。

所以当人们追溯清朝末期的改革与变法，不难发现：前期当统治阶层尚有执政的权威性时，自身没有动力与能力去引导一场真正的改革，当面临深刻的危机与挫折而不得不进行改革时，却由于战争失败与无能而丧失了在臣民中的统治正当性，从而也无法进行改革。这是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两难矛盾。

“如果从关键节点看，鸦片战争后，清朝国门被打开，但是政府却没有立刻行动起来，白白浪费了二十年的发展时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温和的改革派开始了洋务运动；随后甲午战争战败，洋务运动失败，激进的改革派进入权力中心，开始戊戌变法；而戊戌变法事后被严复视为‘庸医杀人、书生误国’；戊戌变法后，保守派对所有的改革措施，都一律严加取缔，又形成一种反向运动，进而导致庚子事变与之后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对于清朝是‘巨大的转折’，从那以后允许外国驻军，其埋下的隐患甚至一直延续到日军后来的侵华战争”。执政数百年的清王朝，正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中气数耗尽。哪怕清廷在末期推出了新政，然而由于其已经陷入了权威危机，使得排满主义压倒了清王朝的改革。清王朝，终归走向无法避免的灭亡。

“历史的责任”

《辛丑条约》签订120年后，当辛丑年再度到来时，如今中国人民见证的是国家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早已和昔日形成了巨大反差。同样是辛丑年，2021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安克雷奇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在对话现场，杨洁篪阐明态度：美国没资格居高临下对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在这样的改变背后，不仅仅是简单的时光流转，更是历史长河中先辈们为此付出的诸多努力。

因此，接受《新民周刊》采访过程中，萧功秦多次提及当下的国人应该如何正确看待清王朝的灭亡与悲剧的中国近代史。对于义和团运动，他曾如此评价：今天作为义和团的后代，没有任何权利去嘲笑、指斥自己的祖辈——那些时代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的人们在捍卫民族尊严时所采取的斗争形式。因为如果今天的人们诞生在那个时代，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或许也很少有人能够避免那种迂腐、荒谬与保守。同时，他也对本刊表示，义和团运动过程中那种非理性的、狂热的排外情绪在不同历史时期同样值得警惕。

从这一层面上来看，盲目的吹捧与肤浅的斥责，都是放弃了历史赋予当代人的责任。

此外，萧功秦指出，如果将清朝灭亡与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联系起来，就能够看出：当多元文明的常态与强势政府结合在一起时，才会产生强大的生产动力。

在他看来，“强势政府”在今天指的是国家拥有足够的实现意志与既定战略目标的能力，而民族的创造力与竞争活力，自然离不开多元文化。这二者是过去清朝的弱势政府所不具备的，尤其是《辛丑条约》签订之后。

“我们欣慰地看到自身摆脱了过去的困境的同时，更应当明白：只有当我们从历史当中汲取各种教训，才能在如今国家现代化的坦途当中，越走越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