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崔泓

2020年前9个月，猿辅导、作业帮、学而思网校三家企业在广告和销售方面的投放总额约为55亿元，是2019年同期的两倍以上。

无论是给资本降温，让教育回归家庭，还是令学生减负，考虑到教育天然的民生属性，“双减”确实走到了最迫切的关头。

记者｜王仲昀

2021年7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随着9月到来，“双减”政策也迎来了落地后首个开学季。新学期新气象，上海某课外补习机构的教师劳拉（化名），至少最近不会听到初中生作业做不完而在家大哭的崩溃故事。

一年前，在自己教课的补习机构，劳拉曾遇到这样的画面：当她正在办公室休息时，一位孩子的母亲推门进来，略显无奈地和另一位机构老师交流起来。原来，由于开学临近，而自己的孩子既要完成补课机构的大量作业，又得赶紧做完学校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面对两难的境地，孩子前一晚写到半夜两点。写到最后时，一边写一边哭。

而自从2021年暑期“双减”政策落实后，带来的变化迅速而直接。7月26日A股教育板块大幅低开，很多教育“明星股”直接跌停，校外培训业在炎热的夏天遭遇“极寒”。9月开学后，学校对于学生的课后时间管理也纷纷有了新要求，令学生的课外补课时间被极度压缩。

事实上，从6月推进课后托管服务，到7月发布“双减”政策，再到各地出台细则、落实举措，今年以来，围绕“中小学减负”问题，教育改革“重拳出击”，充分彰显了国家和教育部门的重视和决心。为什么“双减”政策会在此时落地实施？围绕这一核心问题，《新民周刊》记者近日分别采访了教育界学者、初中一线教师与校外补课机构老师，从其回答不难看出，多方面因素综合决定了“双减”的必然性与迫切性。“双减”，到了不得不减的时刻。

“过热”的校外培训

2021年7月“双减”意见发布后，教育部发言人阐释其出台背景时曾提到，“校外培训仍然过热，超前超标培训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在“双减”之前，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外培训究竟有多火热？根据天眼查发布的《2020年教育行业发展报告》显示，过去10年我国教育相关企业总数从78万家上升到412万家。而从Mob研究院的近两年的教培行业研究报告能看到，当前中国K12（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普遍被用来代指基础教育）教育培训行业已经发展出以校外培训机构为主体的万亿级市场。

伴随着如此巨大的市场规模，其市场增速同样惊人。2013年全国教育培训行业市场规模是10226亿元，2018年增长到20960亿元，5年便实现了翻倍。《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提到，过去几年中有超过千亿元的资本涌入K12教育市场，其中2020年融资总额同比增长了6.6倍。

当然，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2020年对于资本进入K12教育而言是最疯狂的一年。“双减”政策落地后，有观点认为“2020年是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最后的美好时光”。换言之，这也是校外培训在资本扶持下增速最快的时光。新冠疫情影响了诸多行业的市场走势，却为K12教育市场插上了在线教育的翅膀。

市场在近年达到了空前规模，而自身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与其他快速扩张的行业类似，其在竞争过程中，免不了彼此的内耗。一些头部机构为占领市场，采取各种手段对中小机构进行打压，而恶性竞争也为其日后的破产埋下了隐患。另外，众多教育企业开始采取商业化的营销套路，比如将学费包装成“投资”，甚至有机构利用“白条”“教育贷”等金融手段来吸引消费者。

除了K12教育市场内部因为资本扩张带来的一些乱象，其“过热”之后的表现，更是深深地烙在如今的中小学生日常学习与生活中。几年前，童木（化名）刚进入上海一所民办初中任教时，就和学生家长有过关于校外培训的讨论。当时童木问家长有没有给自家孩子安排课后的补习，结果对方反问：“现在难道还有谁不补课的吗？”当然，随着教学时间增长，童木也发现这些普遍在校外补课的学生中，也需要分情况讨论。“当然有家长的意愿投放在他们孩子身上，同样也有到了初中之后主动为了提高成绩而向家长提出补课需求的学生。”童木告诉《新民周刊》。从他所在的学校来看，去校外培训机构补课的“气候”在“双减”前已经由来已久。

由于资本本身具有天生的逐利性，而当教育这个民生属性非常突出的领域遇上“过热”的资本市场时，一些更严重的问题开始显现。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白芸副教授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提到，近年来学科类为主的校外培训，过于火热和强势，对校内正常节奏的教学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和负面影响。白芸在多所公办中小学的调研中发现，有不少老师表示，课堂上出现的喜欢捣乱、不认真听讲、没有按时完成家庭作业的少数学生，已经不是过去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而恰恰是考试成绩很好的。因为这一小部分学生在课外通过培训机构进度更快、难度超纲的“超前学习”和“过度刷题”，反而对校内正常节奏的课堂教学逐渐失去兴趣，课堂专注力降低。这些孩子的家长中甚至会有一些以校外机构的期望和标准对校内教学提出要求，也有一些孩子向学校老师请教课外培训机构布置的练习题。调研发现，有一些老师表示了担忧，认为上述不合理现象，逼着学校老师拔高难度、提高速度，导致不在机构超前和过度学习的正常进度的学生受到了伤害，本该得到的教育资源被掠夺。

对此，童木表示类似干扰课堂秩序、刻意捣乱的现象，至少在自己学校肯定是极个别的。但他同时透露，对于一些补课“热门学科”，比如数理化，其校内教师已经默认了学生普遍会在校外补课这一点，相应地在教学方案上进行了调整，以此适应大多数学生们“超前学习”的现实情况。

不必要的焦虑

从教育部此前关于“双减”政策背景的回应不难看出，“双减”无疑为义务教育阶段广大学生的减负服务，而同时也是为了缓解当代家长们经济与精力上的双重焦虑。“学生作业和校外培训负担过重，家长经济和精力负担过重”。

对此，白芸认为：“‘双减’政策也在提醒广大家长，不能简单地将培养孩子的责任推给学校和校外机构，学校和教师不能代替父母。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显然在“双减”之前，部分家长出于工作忙碌和认识偏差，已将孩子的培养任务过多转移到资本打造的教育市场之中。

还有很多家长并不知道如何扮演好家长的角色而随波逐流，盲目从众，周围的人都给孩子报校外培训班自己也就报了，并没有认真思考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孩子。“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在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下，也有一些家长的生存压力很大无暇顾及孩子的有效陪伴，便选择购买校外培训机构的服务来代替自己落实一部分培养孩子的职责，忽略了学习如何做个合格的家长。”白芸说道。

不过，《新民周刊》在采访中也发现，上述完全将责任托付给培训机构的家长毕竟是少数，“双减”之前更常见的可能是“鸡血”类型的家长。劳拉对本刊表示，在机构教课的一年时间里，常常能见到对孩子每次考试之后每门课的错题及薄弱环节都如数家珍的家长。这些家长往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拿着孩子的考卷找到机构老师，希望机构能够针对其弱点而制定个性化的课外辅导。

更关键的是，家长往往经历着“不必要”的焦虑。互联网时代全面到来后，信息流通更多，获取信息渠道更广，这也增添了家长的焦虑。从热播的影视剧，再到自媒体的文章、短视频平台上的“晒娃”、家长群里面的信息传播，都加剧了这一点。当然，资本助推下的K12教育市场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制造这种不必要的消费需求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披露，2020年前9个月，猿辅导、作业帮、学而思网校三家企业在广告和销售方面的投放总额约为55亿元，是2019年同期的两倍以上。在线教育已成为继电商、游戏之后主流平台的第三大广告主。从日常生活中人们稍微留意就能看到，近几年教育培训类广告就像无尽的“苍蝇”，遍布于综艺电视节目的插播、公交站牌、新楼盘的广告牌、商场电梯间等场所。

关于这一点，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其著作《单向度的人》提到过现代社会中“真实的”需要与“虚假的”需要这两种概念。在马尔库塞看来，那些“按照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显然都属于“虚假的”需要。

这种“虚假的”需要，徒增家长不必要的焦虑，其同样对于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一些不可逆的影响。2021年3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青少年睡眠不足现象日趋严重，2020年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此外，长时间参加在线辅导班课程，也使孩子的视力直线下降，我国青少年近视发生率逐渐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2018年我国青少年儿童整体近视率为53.6%，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36.0%，初中生为76%，高中生为81.0%。青少年近视低龄化，已成为当前社会无法忽视的问题。

根源：选拔机制催生的巨大压力

“过热”的校外培训与校内原本就不轻松的课业压力叠加起来，为家长不必要的焦虑提供土壤，更令学生身心俱疲。童木告诉《新民周刊》，根据这几年的观察，他认为已经习惯了参加校外补课的学生和家长非常纠结：一方面他们觉得非补不可，另一方面也明白如果不能“刹车”而一直演化下去，大家只会更“鸡血”。这些现象凸显了“双减”的迫切性。然而，减负的话题已经在社会上讨论了数十年，为何如今还是“越减越累”？

在白芸看来，这些问题的根源出自于目前已有的升学选拔机制对于学生和家长产生的巨大压力。

“双减”针对的是义务教育阶段，而义务教育的重点即中考。但众所周知，中考背后“50%普职比”，是不少家长产生巨大压力的起点。白芸在采访中提到，“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还有很大空间，一些职业学校还存在着办学质量和内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比如2021年9月网络热搜提到的‘学生会张美玉学姐’事件，就发生在黑龙江的一所职业学校，广大网民反响很大。另一个非常现实的因素是，在目前的社会薪酬体系当中，学术型和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平均收入通常要高于中高职毕业生。在绝大多数家长的传统观念里面，坐在写字楼办公室上班，更加符合自己对于孩子未来的期待。”

这种升学选拔机制产生的压力，往往令学生与家长无法回避，相反只能试图投身于更多的课外培训、完成更多的课业任务来提高升学可能性。由此，这种做法还会带来另一种负面影响——北京师范大学马健生教授指出，资本在教育领域的扩张使得教育不公平问题更加严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资本驱使家长追逐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长此以往便进一步扩大不公平现象。

所以，从维护教育公平的角度而言，“双减”也像是一场“及时雨”。无论是给资本降温，还是令学生减负，考虑到教育天然的民生属性，“双减”确实走到了最迫切的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