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后还要“增”

左图：2021年9月1日，湖北武汉。百万名中小学生开学。

学生全面素质的选拔是高考改革的方向，近年来数学高考题目中也出现了大小和弦的问题，图为华师大四附中管乐队在全国优秀管乐队展演中。

2021 RCC钱江国际机器人公开赛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赛，吸引了大量中学生。

教师“双增”的同时，确实也需要“减负”：减的是那些不必要的冗余任务、会议、考核，让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到教育上来。

记者｜王　煜

“双减”政策的强势落地，带给各方的震撼是巨大的。“双减”其实并不只提出“减”的要求，教育体系的改革还有更多需要“增”的领域。教育是久久为功的事业，“双减”并不意味着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对所有教育参与者而言，新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人才选拔的“正本清源”

“双减”背后的教育发展逻辑何在？在上海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处负责人兼初等教育学系主任王健看来，让教育事业从资本的控制中重回正常发展方向、发挥应有的人才选拔作用，是这次中央推行该项政策的根本目的。

“近年来，疯狂的课外培训已经让我们的人才选拔机制面临失灵的危险。”王健表示，我们希望选拔人才是通过“教育”的手段而非“培训”的方法。教育（educate）的英文词根“duct”表示“引导”，这表明我们是要引导出学生在某一领域的天赋，使其真正成为有创造力的人才，教育是需要发现有天赋的学生的。但过去一段时间里，师生家长过于依赖重复式的“培训”，让许多学生仅凭机械的培训获得高分，进而得到优质教育的机会。当这样的学生走出名校，他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合格乃至优秀的工匠，但我们很难指望他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解决“捅破天”“卡脖子”的创新。

教育培训的经济利益诱惑很大，资本纷纷入局；而资本为逐利而扩张，不断“贩卖焦虑”，将大多数家长和学生裹挟其中。日积月累，这个问题已经显著影响国家人才的发展延续，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

因此，中央此次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落实“双减”。“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减负’一再被提及，但最终都未能有效落实，反而‘越减负担越重’。所以，一开始不少课外培训机构以及学校教师、学生家长都处于观望状态，很多人都觉得这次也不会动真格。”

“但他们想错了，低估了中央进行教育治理的决心。”王健说。2021年5月，中央“双减”政策的部分关键内容就已经告知到国内重要的课外培训机构；6月15日，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专门治理该领域的相关问题；7月24日，“双减”文件正式印发。但直到9月1日开学，还有些培训机构“不敢相信政策真的执行了”。

培训机构业务收缩导致大量裁员、许多培训教师失业，部分培训机构跑路、家长已交学费难追回维权困难……这确实是改革中的阵痛。王健表示：“教育领域的改革总是充满艰难险阻的，很难有各方都满意的‘最佳方案’，只有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次优方案’。”

他认为：“双减”的初衷及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对学生和家长充满了温暖和善意。“人们的疑问是客观存在的，教育部门也不应回避，而是要以科学、坚决、果断的教育治理，以治理后的积极成果，来回应公众的疑问。”

今年秋季开学以来，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和家长已经开始尝到“双减”带来的甜头，他们更加从容、更加开心。也有家长担心：孩子在高中之前的负担减轻了，而进入高中以及之后的高考是另一种程度的要求，孩子是否会跟不上？这是不是一种脱节？

对此，王健表示：从客观上而言，高中阶段的学习确实是更为高强度、高难度的，学生要面临更多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初中到高中的中考，已经对能适应高中阶段学习的学生做了一次分流，而高考更是一种选拔性的考试。在高中，我们没有谈“双减”，但高中教育的改革和后续的高等学校招考制度的改革将一直进行、不断强化，这种改革的精神其实与义务阶段“双减”的目的一脉相承，就是更有效地培养人才、选拔人才。义务教育阶段的“双减”，有利于学生在有效选拔制度下脱颖而出。

例如，近年来数学高考题目中出现的大小和弦的问题，如果学生懂得乐理知识，就不用去做排列组合也能得出正确答案；同样，试卷上问维纳斯雕像的身高，若知晓美学上的黄金分割率，就能答得十拿九稳。像这样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考查，在今后的高考以及高校的自主招生选拔中，将出现得越来越多。

“双减”的同时要“双增”

“双减”之后，学生和家长的负担轻了，但教育的责任不能随之减轻。王健表示：“双减”之后需要“双增”。

“双增”之一是“课堂增效”。学校教师要加强课堂教学的科学性、启发性、有效性，真正把学科知识讲透。“教师的授课不能是数年如一日的低水平重复，也要随着教材的更新、学生实际状态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对那些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自我变革的教师，我们应该让他们退出教育系统。”

尤其是在“双减”政策落实后，教师不可能再通过布置“家长作业”的形式把自己应尽的职责直接“甩锅”给家长，或者寄希望于间接“甩锅”给校外培训机构；每一个教师必须认真面对“教书育人”这项自己的本职工作，勤奋思考、扎实行动。

“双增”之二是“课外增能”。在王健看来，这个提法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学校的课外服务要达到的目的是增强学生全方面的能力；同时意味着学校在提供优质课外服务方面的能力需要增加。

以目前上海初中小学实行的方案来看，课后服务在时间上分为三档。15:30-16:30的第一档是“作业时刻”，学生在教师的辅导下将当天的主要作业基本完成。17:30-18:30以至更迟是第三档，是部分学校为少数家长下班较晚的学生提供的额外晚托服务，其中可能还包含晚餐。而16:30-17:30的第二档“活力时刻”则是最需要“增能”的部分。

在“活力时刻”，学生希望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科技、文化、艺术、体育等各种拓展课程，问题是学校是否能供应得上？王健说：即使是已经在课外服务有特色积累的学校，可能也无法全部满足“双减”后释放出来的多样学生需求，这时就需要学校首先从教师队伍内部挖掘潜力，鼓励教师都成为“斜杠青年”。或者是发挥教师原有的爱好特长，为学生开出对应的兴趣课；或者是鼓励教师新学一些技能，再来教给学生。“这样一来，以后‘我的体育是物理老师教的’就不再只是一句玩笑话，而完全可能是现实。这位物理老师还有可能在教孩子投篮时，同步讲解一下对篮球的受力分析。”王健说。

借助外力也是“课外增能”的实现方式。学校可以与所在地的基层政府、文化科技体育场馆等合作，让这些场所的义务公益课程进入校园。例如展现地方文化传统特色的“非遗”项目，就很适合让学生体验。另外，高等院校、师范大学的学生加强进入中小学的实习，也是对后者课外服务能力的有效补充。

对于课外兴趣课程有较高质量需求的学生和家长，学校可以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购买第三方提供的优质课程服务，学校用相应经费进行补贴，同时家长分担一部分费用。

“这样的‘双增’对整个教师队伍素质的提升提出了显著的要求，包括对我们的师范院校、教育研究者而言，都是新的课题。”王健表示。他提出，教师“双增”的同时，确实也需要“减负”：减的是那些不必要的冗余任务、会议、考核，让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到教育上来。

同时，需要为学生提供课外服务之后，教师的工作量客观增加了，他们的相应待遇是否也能有所增长？王健提出：每个教师能承受的工作量不可能无限增加，那么“双增”将会带来对教师数量需求的增长，教育系统相应的编制是否可以随之补充？教师在学校的时间比之前延长了，是否也可以根据每个人家庭的实际情况，让教师们拥有更为弹性的工作时间？这些，都是“双减”“双增”带来的新要求。

教师轮岗能消灭“学区房”？

本次中央的“双减”政策中，并未直接提到教师轮岗，但这项政策是否要全面推行、将怎样推行，以及它与“学区房”之间的关系，已成为民众热议的话题。

尤其是，几乎在“双减”政策开始逐步为社会知晓的同一时间段，2021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点名“学区房”，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在这之后，北京、深圳、合肥等多个城市均出台了有关规范学区房市场的政策。这又加强了人们对两项政策之间的联想。

2021年8月25日，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介绍称：新的学期，北京将大比例促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第一批的试点区为东城区和密云区。下一步，北京全市将有计划逐步扩大试点，在2021年年底之前，再启动6个区的干部教师的轮岗交流试点。

北京的方案中，本次交流轮岗的对象是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校长（干部）教师，包括公办学校正、副校长和在编在岗教师。

发布会介绍：北京市东城区将力争用三年时间，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干部教师100%交流轮岗；密云区2021年已安排教师区域内流动27人，下一步还将再安排中小衔接流动30人。

需要注意的是，当下北京提出的教师轮岗为学区内轮岗。

上海在目前“双减”的具体方案中，没有专门提到教师轮岗的内容。王健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上海在这个领域正在谨慎推进，目前采取的也是学区内轮岗的做法。他认为：推进教师轮岗工作的根本目的是着眼于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构建，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更好地服务学生。“轮岗带来周边环境和资源的相应变化，肯定会对学区房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寄希望于让教师轮岗来‘消灭’学区房，这是不现实的。”他说，学区内轮岗可能会让学区房的热度不再过于集中在某几所学校周边，但整个学区依然会成为家长选择的热门区域。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综合研究部副主任张家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教师轮岗交流不会对学区房有实质性影响，普通学区的房价可能会温和上涨，热点学区的房价上涨幅度和速度可能会放缓，但不太可能有较大下降空间。全社会追求优质教育资源、追逐重点名校的情结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名校与普通校的差距不太可能因教师交流轮岗彻底消除，名校效应也不会因此消失。

将来，教师轮岗有可能走出学区的范围之外吗？王健表示：这是一个比较难实现的设想，因为要考虑教师的通勤成本、家庭安置等实际问题。“哪怕是在同一个区内轮岗，上海的一些郊区从区里的一角到另一角的距离也很遥远；更别说大范围的跨区轮岗了。”

在北京有过的探索中，曾经把海淀、东城的老师流转到延庆或者密云这样的远郊区县，轮岗时间为一年或三年，但实际成效并不太好。

同时，轮岗交流的持续时长该定为多久，也是一个要着重研究的问题。王健说：“轮岗要求教师不能长期在同一所学校任职，但教育实践中也不乏扎根同一所学校几十年而获得很好的教育成果的教师的例子。这样的矛盾如何调和，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