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杨枝小学校教师在严禁有偿补课《师德承诺书》签订仪式上宣誓。

只要升学考试这块天花板还在，那么凡是与这块天花板相冲突相抵触的减负措施，最终都不免会走向落空的结局。

记者｜应　琛　实习生 | 张懿月

出生于1986年的网友吕志亮到现在还记得，1999年他参加小学升初中考试之前的旧事。当时，班主任当着全班的面“恶狠狠”地说：“别以为‘减负’了你们就轻松了，今年上初中考两次试。”

就这样，原本计划中快乐的暑假变成了炎热夏天里的痛苦复习。班主任的“恐吓”，更是让吕志亮相信，由初中安排的考试如果成绩不好，会被退回小学。

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班主任只是撒了个善意的小谎。但升入初中之后，让吕志亮头疼的日子远没有结束。他回忆道，语文老师总会在各种考试中把“减负”作为写作命题，让学生称赞“减负”让生活变得幸福快乐……自认为“文采风流”的他坦言：“不存在的事，你让我怎么写？！”

在中国，不论是80后、90后，还是00后，都对“减负”这个词十分熟悉，它的原意是“减轻负担”。但几十年下来，从中央到地方多次出台减负文件，问题却依旧不能得到彻底解决。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校内在减负，校外的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却发展迅猛，于是不免“学生减负，越减越重”。

今年8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正式通过，为中小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了一场巨大变革。然而，人们不禁要问：这一次，减负能成功吗？

教育减负的前世今生

在人们惯常的印象里，减负是一个伴随着素质教育而兴的概念，其历史也就二三十年的时间。但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减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彼时，中国教育的内容发生了新的变化，除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知识和西方近现代的科学知识外，又增添了很多特色课程。因为要求“人人有学上”，于是学业负担也就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普遍问题。

对于学业负担问题，毛泽东曾先后于1950年和1951年两次致电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提出了“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重要指示。

1955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此后，国家层面以专门文件方式发布的“减负令”就有近10道。

1988年，国家教委下发《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决定》后，各地掀起为小学生减轻课业负担的小高潮，但不甚理想。

随后，国务院在1993年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时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同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指示》；1994年，又发布《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2000年国务院和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其中提出了7条举措，因此被称为“减负7条”；2013年8月，教育部又就《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俗称“减负10条”），公开征求意见；2018年12月29日，教育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对政府、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家庭等方面提出30条措施……

这些“减负令”的内容，大多涉及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要求不得随意增减课程设置和教学时数，不得任意增加教学内容、要严格控制考试和竞赛次数，以及制定每日作业量，保证学生睡眠时间，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而在吕志亮小升初那年，国家也是真的在减负。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实发布过《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文件，明确“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已成为推行素质教育中刻不容缓的问题。要切实认真加以解决”。

从以上文件的内容来看，减负力度似乎是在层层加码。

为什么知易行难？

但到了实际操作层面，减负远没有说得那么简单。

如今已是9岁孩子父亲的吕志亮就坦言：“家庭作业是没有了，但孩子一年级时，老师每天都会在微信群里布置作业，包括给课堂练习改错、做手抄报，甚至给家长留作业，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做‘互动练习’。”

此外，吕志亮还说，孩子的语数外每单元都会考试，老师会让得满分的学生拿着奖状上讲台拍照，然后发到家长微信群，“每逢大考，老师提前两周就每天给家长布置作业让家长带着孩子复习”。

从中央到地方，减负三令五申。在前教育部长陈宝生看来，减负所要减掉的就是超出教学大纲的违反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学业负担。

但对于家长们而言，更多人却像吕志亮一样不堪重负，长期处在焦虑中。这些焦虑不只是“三点半放学”带来的接孩子难题。更为重要的是，校内减负后，如何面对应试教育下激烈的择校竞争，如何面对中高考的难题。

于是，教育领域中出现一种“校内主业校外学”的怪现象。具体来说就是，为了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学校会安排给学生很多不在考纲之列的副业，这就压缩了学生进行主业学习的时间。其结果就是，学生虽然忙得不亦乐乎，但在学习成绩上却是赤字连连。为了提高成绩，家长们便不得不安排学生们上辅导班补课。长此以往，本该在校内完成的主业学习，便成为了校外辅导班的职责。

记者注意到，此前，网上更出现了反对减负的声音。一篇题为《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现如今减负的方式，反而把孩子的教育交给了社会，让家长陷入课外培训的‘军备竞赛’中。”

不得不承认，目前的教育减负措施无论思路再怎么新颖，理念再怎么前卫，都无法回避一个事实——学生还是要通过考试来升学，而且升学考试的标准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只要升学考试这块天花板还在，那么凡是与这块天花板相冲突相抵触的减负措施，最终都不免会走向落空的结局。

教育能否“返璞归真”？

眼下“双减”时代到来，政策不仅抓学校，还抓校外培训机构。

人民网这样评论，“双减政策”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是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要部署。文章认为，教育的主阵地是学校，教育的主战场是课堂。要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教育部门要指导学校健全教学管理规程，优化教学方式，强化教学管理，提升学生在校学习效率。要减轻学生负担，根本之策在于全面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做到应教尽教，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使学生回归校园、回归课堂。

但现实中，“双减”进入实操阶段后，一些地方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机构的培训班开不了门家长便“众筹私教”、“大班”上不了就开始上“一对一”、教室里不能上课就转战居民楼，一些机构也开始钻空子，甚至在老年大学里上起了K12的课程……

同样地，家长的焦虑也并不单纯是教育的问题，是当前社会焦虑的一种集中反映。因此，要想真正缓解家长的焦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很难一剂药就马上见效，必须多管齐下共同发力。

对于培训机构而言，“双减”政策的初衷就是让培训回归教育本质，不能再把教育做成生意。而教育主管部门也要正视培训机构的生存发展需求，帮助行业厘清方向，同时也要重视培训机构在转型过程中会遇到的各种困境，并给予实质的帮助。

正如人民网评论中强调的那样，教育是百年大计，确保“双减”政策落到实处，坚决防止侵害群众利益行为，构建教育良好生态，就能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