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右图：由崔维志主编的《细菌战调查与诉讼》中的资料照片：日军投降后的1946年，鲁西细菌战主要策划和指挥者日军第1军军医部部长、原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仍满身佩戴着特级勋章，以显其在细菌战中的“功勋”。

右图：1943年6月25日，731部队高等官团在本部大楼前合影。

右图： 2014年七三一部队“四方楼”初步发掘结束后的航拍照片。外围一圈区域为细菌实验室，中央两个长方形区域即为关押普通百姓、抗日志士以及外国人的特设监狱。

七三一部队四方楼遗址采集的血清瓶。

七三一部队使用的注射器。

下图：七三一陈列馆新征集4500余件日军细菌部队罪证文物。

上图：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展出罪证。

“无论日本政府怎样试图掩盖史实，这些残酷且非人道的犯罪还是会被公之于众。”而当这些犯罪事实被公之于众以后，美国在二战之后所扮演的丑陋角色，也必然浮出水面。

主笔｜姜浩峰

美国在二战之后，多次无视苏联提出的引渡战犯石井四郎的要求。9月2日，俄罗斯外交政策档案馆解密的一批20世纪50年代文件中，如此显示。

其中，时任苏联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谢尔盖·戈伦斯基写给外交部副部长瓦莱里安·佐林的信中提到，“参与准备细菌战的主要日本战犯、七三一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以及同一部队第四师团的大田上校都在日本……当杰列维扬科将军向麦克阿瑟司令部提出以交换引渡的方式将石井和大田交给我们时，麦克阿瑟司令部拒绝回应”。

石井四郎何许人也？

20世纪50年代以后，他一度销声匿迹。直到1981年，日本作者森村诚一出版了一册《恶魔的盛宴》。这部纪实文学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时，主要以中国人为对象来试验细菌生化武器的滔天罪行。作品在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上连载，引起轰动，印刷300万册一销而空。之后，在中国东北、浙江等地，石井四郎主导研发的生化武器的直接受害者出现在媒体面前，中日直接有关二战遗留化学武器处理问题也浮出水面。与此同时，七三一部队比之纳粹德国奥斯维辛集中营有所不同，却是另一种残暴至极、流毒后世的情况，终于开始为世人所知。

可在七三一部队本身的罪恶被逐步揭开之后，首恶石井四郎是如何逃脱惩罚的？他又是如何将当年日本的生物武器相关科学数据交给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研究机构的。石井四郎尽管在1959年因喉癌去世了，可他对如今这世界的各种生化武器实验室产生过多大影响，似乎仍被一些人刻意隐藏。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90周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北大营，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十四年英勇抗战最终赢得胜利的起始。如今，值得特别引起世人重视的一段史实是——也正是“九一八”事变时，作为军医的石井四郎，向他的上级长官提出，日本可以通过成本低廉的生物武器造成对手的大量伤亡。完全可以说，日本建立在凌虐中国人基础上的生化武器研发，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开始了。

穿着军医白大褂的恶魔

一阵炸裂声，随后，就是一阵阵急促的枪声。1931年9月18日晚，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附近的南满铁路柳条湖，成为了“九一八”事变的起点。当时，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铁道守备队炸毁此地南满铁路，同时摆了三具中国士兵的尸体，诬称中国军队破坏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之后，日本关东军席卷东北。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在南京蒋介石当局的授意下，执行不抵抗政策，退入山海关以内。东北沦陷。

秋意正浓的东京，39岁的三等军医正（少佐）石井四郎感到了些什么。此前，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的《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已经在日本军界高层间流传。在参谋部新上任的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主持下，由陆军省军事科长永田铁山、人事科长冈村宁次、参谋部编制科长山胁正隆、欧美科长渡久雄和中国科长重藤千秋等组成所谓“五科长会议”，将石原莞尔的大纲修订为《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这个秘密文件，明确规定了有关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并确定将“采取军事行动”。尽管当时的石井四郎军阶并不高，且只是军医，与日军决策层和作战部队并无过多接触，可当“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石井四郎感觉——机会来了。

1892年6月出生于千叶县武郡千代田村加茂地方的石井四郎——确实是石井家的第四子，1920年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上学之时口头禅“我非晋升大将不可”的他，如愿进入近卫步兵第三联队，成为见习士官，接受军训，并在不久之后正式成为日本近卫师团的一名中尉军医。1924年，其以委培学员的身份再次回到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进研究生院学习和研究细菌学、血清学、防疫学、病理学和预防医学。这时候的石井四郎，确实称得上是一名合格的军医，一名在专业上有很大追求的科研人员。在刚读研究生的时候，日本暴发了一种昏睡病，仅仅一个月就有3000多人死亡。为了查清病因，石井四郎甚至让家人变卖家产，用作研究经费。然而此后，石井四郎竟然走火入魔。

1925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裁军大会上，宣布化学战和生物战（细菌战）为非法。这本身是人类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的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之战后，达成的一种共识。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共识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然而，石井四郎却痴迷于这次裁军大会所披露的化学战、生物战的威力。1927年6月，已获得微生物学博士学位的石井四郎，在进入京都卫戍病院工作以后，发表了一系列与细菌战有关的论文。后来晋升为日本陆军航空兵中将、曾率领日本第三飞行团轰炸重庆的远藤三郎，当时还是一个尉级军官。他当时已经注意到石井四郎的动向。在日记里，远藤三郎如此写道：“石井经常在参谋本部露面，大家都知道他。他总是向各参谋游说细菌战的重要性。”

1928年至1930年间，石井四郎游历多国——新加坡、锡兰、埃及、希腊、土耳其、意大利、法国、瑞士、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苏联，以及加拿大、美国等。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无疑是德国。名义上是自费考察，可近年来所发掘的史料证实，石井四郎此次考察，是奉当时陆军省整备局动员课长永田铁山之命，考察德国秘密研制细菌武器的情况——考察经费也是永田铁山开支的。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穿着军医白大褂，本该以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为己任的石井四郎，终于露出了恶魔本性。他继续在日本军部等单位游说：“细菌战无疑具有特殊的可能性，否则国联也不会禁止。”亦即，国际社会越是往人类进步的方向去约束，石井四郎越是要反其道而行之。

进行活体残虐试验

日本军国主义的国策路线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就是根据这一国策路线在行动。可当行动达成以后，日本方面仍然感觉——征服中国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尽管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退入山海关内。可东北并非没有抵抗。

就在“九一八”事变当晚，沈阳警务处长黄显声站了出来。作为警官，他无权调动军队，却有能力集中警察，临时组建部队，发放弹药，准备抵抗。即便东北军主力纷纷逃跑，可东北各地集结而来的警察，在反攻沈阳失败后，也退回到锦州大凌河沿线，组建东北义勇军。自此以后，东北大地上，抗日武装就没有停歇过。

当黄显声以公安总队为主力，在大凌河沿线与关东军周旋的时候，1932年初，石井四郎在日本医学院建立“防疫研究室”，开展细菌战研究。此时的石井四郎，在日本军界，得到了两个人的大力支持。

一个是日本近卫师团军医部长、日军化学战的始作俑者小泉亲彦。小泉在1918年开始疯狂地投入化学战研究中，曾经在没有防毒面具的情况下，自我暴露在氯气云中。可一度，即使在日本，小泉的上级对他的实验也不是很看重。当小泉发现有个比自己年轻8岁的军医，正疯狂投身于细菌战研究，自然觉得此人好似自己的影子一般。为此，他要确保石井四郎晋升有径。

石井四郎的另一个支持者，是已经升任军务局局长的永田铁山。为了确保“九一八”事变的成功，永田铁山应石原莞尔的请求，从日本国内运送了两门24英寸口径的攻城巨炮到中国东北，于7月间在关东军军营中完成安设炮位，准备在发动武力进攻时轰击中国军营及飞机场。从永田提前运炮之举，就能看出，关东军弄了三具穿着中国东北军军装的尸体扔在柳条湖，就是在栽赃陷害。其侵略中国，就是早有预谋的。而“九一八”事变之后，石原莞尔也注意到了细菌战能够带来的所谓好处。在与永田铁山联络的时候，石原莞尔提及——正常作战，炮火之后，许多厂房、矿山变为灰烬。而在鼠疫、霍乱或者伤寒过后，在进行防疫处理以后，对手的厂房、矿山就能据为己有。从“利润”上分析，细菌战比正常作战收益大很多。

在小泉亲彦、永田铁山的支持下，在石原莞尔的欢迎中，1932年8月——“九一八”事变整整一年之后，石井四郎来到中国东北。与他同行的还有校友、同为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细菌学博士增田知贞。两人带着4个助手、5个雇员，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跑遍白山黑水之间。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可以将未来的细菌研究所设置在哈尔滨附近。此前，石原莞尔先期考察后，曾希望将石井四郎的研究机构放在牡丹江。两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又是永田为主的日本大本营方面决策——全面支持石井四郎。于是，这个恶魔选择落脚哈尔滨。又一年之后，1933年8月，日军开进哈尔滨市宣化街与文庙街交叉口一带，撵走了当地的商店主、职员和居民，秘密设立了细菌研究所，亦即“石井部队”，或者称为“加茂部队”。加茂，正是石井四郎的出生地！石井四郎选择落脚满洲进行细菌研究，除了关东军方面希望获得更大的战争“利润”而欢迎他前往以外，还有两方面的考虑：其一，中国东北人口较多，能为石井四郎的研究提供更多“原料”，尽管“石井部队”“加茂部队”的名称来自于石井四郎的姓氏和出生地，可他并不可能将细菌战研究机构安置到自己的家乡、祸害家乡父老；其二，石井四郎非常崇拜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海军名将东乡平八郎。尽管他本人只是一名陆军军医，可他感到自己同样可以像东乡平八郎那样为帝国立功，甚至未来日本有可能与俄国或者说当时的苏联开战，去侵略苏联的远东地区，他石井四郎能如东乡平八郎那样战胜俄国人。因此，石井四郎给自己取了个化名“东乡大尉”，位于哈尔滨的细菌部队基地宿舍区称“东乡村”，神社称“东乡神社”。

尽管石井四郎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但哈尔滨毕竟是中国北方一座交通广泛的大都市，来自各方的耳目众多。如果将石井四郎日后所开展的工作全部放在宣化街与文庙街一带，肯定有不方便之处。这也是缘何石原莞尔希望将研究所设在牡丹江的原因。而石井四郎贪恋大城市，也有原因。他在哈尔滨市的住所是没收来的俄罗斯人的大宅邸。他和他的妻子及七个孩子在此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石井四郎的女儿石井春海在近40年后还留恋地回忆：“那实在是一座别致的住宅，就像从《飘》那样罗曼蒂克的电影中搬下来的一样。”之后，石井四郎又选中了距哈尔滨市70公里外的五常县背荫河镇——此地虽然距离都市有一定距离，但交通方便又较为隐蔽。

1933年秋，“加茂部队”派黑田大尉在背荫河镇圈定了500多平方公里的地盘，强征附近村屯近千劳工和几百辆马车，日夜不停修筑“兵营”。经过一个冬天的紧张施工，1934年夏天，建成了约100栋砖瓦房。营区不仅有营舍，还有到背荫河火车站的专用线和飞机场。不过，自从这一“兵营”建成之后，所有旅客列车经过背荫河火车站，就必须放下车窗帘，严禁旅客探看车窗外的情况。此地不仅不允许中国人靠近，也不允许日本人员擅自外出。石井四郎在此带领的三百余名日本人，都使用假名，与日本国内通信都必须经过关东军严格审查。

负责营区管理的是一名对外叫做“中马”的大尉。因此，不知底细的老百姓又称这里叫“中马城”或者“大兵营”。魔窟开始运作，祸害中华，甚至祸及无辜。在“中马城”营区中央位置，可关押上千人的牢房，常年关押着五六百人。被关押者长期戴着手铐脚镣，每个被关押者每隔三至五天会被采血500CC左右，直到衰弱到不再具有研究价值，则被注射毒液或者被枪杀，然后解剖，最后送到焚尸炉焚烧灭迹。焚尸炉由化名细谷的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刚男负责管理。

人体实验综合设施距离监房很近。石井四郎在这里进行传染病试验，重点在炭疽、鼻疽、鼠疫和霍乱等接触类传染病病菌研究上；此外，还利用人体进行毒气瓦斯、毒液实验；同时以人体为“材料”来进行冻伤实验。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冈村宁次曾到背荫河视察，对冻伤实验尤为关注，因为关东军在中国东北镇压抗日武装及日后与苏军作战时，面临的严重问题便是严寒下的冻伤威胁。视察后，冈村宁次给上司的报告书中写道：“冻伤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在37摄氏度的水中浸泡”，这一发现是“根据使用人体用各种方法经过反复的试验所获得的宝贵的数据而得出”。

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网页上，记载着这么一段往事——

“1933年9月30日，‘中马城’发生暴动，12名抗联战士成功逃出‘中马城’，此后抗联三军多次袭击‘中马城’。石井四郎感到把细菌实验场建在抗联游击区是错误的选择，他确信‘中马城’的秘密已暴露无遗。1934年夏季的一天，‘中马城’武器弹药库突然爆炸。”1934年12月，化名“东乡”的石井四郎与时任关东军参谋远藤三郎从当时的伪满洲国首都长春出发，途经哈尔滨也未做片刻停留，直奔背荫河“中马城”。此行过后，石井四郎向日本参谋本部报告，以“意外火灾”为借口，请求搬迁扩建。在拆除“中马城”设备，把关押人员秘密杀死之后，“加茂部队”短暂撤回哈尔滨本部。之后，石井四郎又选中了距哈尔滨市区约20公里的平房地区，圈定6平方公里范围，营建新的细菌部队设施。

1936年春，工程开工。这一极为保密的综合性的工程，由石井四郎在长春招募4个日本建设株式会社承担，经两年多才告完成，工地上使用中国劳工有时超过1500人。1938年，石井四郎晋升为大佐之际，当年6月底，关东军司令部发出1539号命令，确认哈尔滨平房地区总面积120平方公里为“特别军事区”。同时，“加茂部队”——此时的秘密番号为“满洲第六五九部队”，对外称“东乡部队”，以给水防疫部队的名义在特别军事区活动。实则，还是干的“中马城”那一套。只是用以人体试验的花样更多。1941年，在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后两个月，“东乡部队”启用“满洲第七三一部队”番号。而“七三一”，日后成为侵华日军使用活体中国人、朝鲜人、联军战俘进行生化武器效果实验的标志性代号而为世人熟知。在这里，每一个通过“特别输送”进入的“试验品”，被称为“马路大”。“马路大”，日语的原意为“圆木”。可见石井四郎为代表的日寇，灭绝人性到了何种地步！

各种闻所未闻的试验在这里展开——活体解剖、鼠疫试验、病菌对孕妇和胎儿的影响、人畜杂交试验、人体四肢互换等等。森村诚一《恶魔的盛宴》中记载，1939年以后，“东乡部队”对“马路大”进行过两轮编号，每一轮编号极限为1500。据此可知，到日本战败，共计有3000人死于此。当然，如果算上之前在“中马城”和哈尔滨市区的被害人数，以及1939年以前在“特别军事区”被害人数，则被石井四郎所部直接残害者，远不止3000人。更加之日本投降前夕，匆忙撤退，为毁灭罪证将细菌工厂炸毁，致使大批带菌动物逃出，给当地人带来巨大灾难。

试验成果疯狂用于实战

“在20世纪30年代末，日本的生物武器已经在实验室里发展到了相当先进的程度，那些武器在日本对中国军队和平民的攻击中获得了非常成功的应用。”美国学术期刊《批判性亚洲研究》1980年第四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一段被隐瞒的历史》。作者约翰·威廉·鲍威尔1941年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之后于1942年随美国情报局参谋班子来到重庆。1945年，鲍威尔到上海接手《密勒氏评论报》。即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密勒氏评论报》仍旧以月刊形式出版发行。然而，由于鲍威尔的刊物在朝鲜战争期间，揭露美军在朝鲜战场施用细菌武器等罪行，被美国邮政局禁止寄往美国，英国和日本政府也禁止之。1953年6月，由于持续的财政亏损，鲍威尔夫妇决定停刊，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上海，回到美国。

《一段被隐藏的历史》在西方世界揭露了一段真相——石井四郎在中国东北的试验成果，终究是用在了实战中。

1939年，日军在诺门罕与苏联，以及当时的外蒙古地方军队发生冲突。当年6月，石井四郎在海拉尔储备了2000多枚载有炭疽、伤寒、霍乱菌的炮弹，准备发射到苏军阵地。到了7月份，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为挽回日军的败局，终于答应了石井四郎所求。石井四郎所部以“关东军防疫班”名义参战，并将22. 5公斤沙门菌和伤寒菌投入哈拉哈河中。七八月份，石井四郎所部又将在海拉尔的细菌弹运至前线，发射到苏军的阵地上。为此，他获得了日本四级金鵄勋章。

然而，终究日本在诺门罕没有占到上风，细菌武器甚至伤及部分日军。石原莞尔希望得到的“战争收益最大化”，其实未能实现。之后，石井四郎应华北派遣军司令岗村宁次之邀，跑到华北、华东进行细菌战实战——某种程度上其梦想成真。

1940年7月，石井四郎组织了第一批细菌部队远征队，在浙江宁波上空投撒伤寒、霍乱、鼠疫菌；10月4日在衢州、22日在宁波飞撒细菌；11月和12月又在金华、上虞、汤溪等地投撒细菌。1941年春，石井细菌部队按照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的命令，派出第二批远征队，由第二部队长太田澄大佐带领，开始时为60人，后增加到100余人，其中有30名细菌学专家。远征队在湖南常德一带撒布染有鼠疫菌的跳蚤，引发该地区鼠疫流行，死于鼠疫者达400多人。4月21日又在新登县上空投下细菌，11月4日在常德市区投撒鼠疫菌，12月19日，日机在诸暨上空散布鼠疫菌。

2003年7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鲁西细菌战大揭秘》一书披露，侵华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屠杀中国平民42.75万人。该书作者崔维志引用日军战俘林茂美交代的“十八秋鲁西作战”，讲述了冈村宁次和石井四郎一起，于1943年（日本昭和十八年）8月至9月间在华北进行细菌战的细节。其中，投放“虎列拉”（霍乱菌）的地点不止山东，还包括北平周边、河北、河南等地。

林茂美供述：“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于1943年8月至9月间，在馆陶、南馆陶、临清等地散布过一次霍乱菌。当时散布在卫河，再把河堤决开，使水流入各地，以便迅速蔓延。……细菌是我交给第44大队军医中尉柿添忍，再派人散布的。”日军战俘菊池义邦在题为《我参加了最为野蛮的细菌战》的笔供中交代：“我作为第111大队机关枪分队长参加了此次行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实施了最为野蛮的细菌战，现承认这一罪行，并表示认罪。”

最新披露的证据，来自俄罗斯方面。“日本人不仅在撤退时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还积极在攻击中使用它们……投到水井、河流中。危险的是，这些河流汇入苏联边境的河流，并且水流当然是以冲刷我们一侧的方向流动。这是破坏性的攻击，是最自然的细菌战。”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31日公布了对俄罗斯科学院国家和法律研究所副所长、俄罗斯功勋律师亚历山大·兹维亚金采夫的采访内容。兹维亚金采夫称，日本军方在中国留下了饼干、面包、糖饼和巧克力，这些食物都被致命细菌污染。在中国的一次破坏行动中，第七三一部队所谓“教育部门”的代表古都良雄向中国战俘分发了3000个事先用伤寒菌污染的面包。

尽管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有关于古都良雄此般劣迹的记载，可兹维亚金采夫提供的则是来自伯力审判现场的实证。

伯力审判，即哈巴洛夫斯克审判，系在1946年至1948年东京审判以后，苏联组织军事法庭就日军在战争期间“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进行的一次审判。这次审判，本身就是苏联方面对英美主导东京审判，未彻底清算日军细菌战罪行的一种补充审判。兹维亚金采夫称，古都良雄在伯力审判期间供认了罪行，还承认：“感染者返回并传染自己的城市。并且他们都在抽搐中死去，所有人、整个整个的家庭都在痛苦中死去。”

实战后，谁移植了恶之花

伯力审判之所以成功进行，原因在于——尽管一再遮掩，甚至从背荫河镇搬迁到平房地区，但日本细菌战部队的存在，早在二战期间就已经走漏风声了。恰如石井四郎本人所担心的——在“中马城”暴动中出逃的12人中，有一位名叫王子阳的人，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东北抗联第三军第六师代师长。1937年3月，在木兰县的一次对日作战中，王子阳牺牲。不过，此前，他已经将情况披露出去：“里面关押的大部分是爱国志士，在‘中马城’吃得好，大米白面，但是就是隔几天就有穿白衣服的日本人抽上一大管血，直到最后支撑不了，仍被强制抽血，然后被送进焚尸炉焚化。”

1936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团团长刘海涛(化名张富民)曾据王子阳的说法，在共产国际揭露日本政府任意践踏人权，肆意违反国际公约，在中国东北境内设立细菌实验工场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

当苏联红军于1945年8月进入日本侵略的中国东北时，石井四郎已经逃离。在美军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后，石井四郎接到了日本高层“销毁秘密”的命令。他先期让妻儿逃回日本，自己主持了摧毁细菌部队相关设施之事。然后，也悄然潜回日本。本来，他该出现在东京审判的受审席上。然而，长达两年多的东京审判，这位在战争结束前已经晋身日本陆军中将的侵华恶魔，竟然完全没有出现在人前。

并不是鬼使神差，而是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刻意将他“保护”起来。据石井四郎之女晴美后来披露，1946年初，美国军官初次找上门来讯问她父亲的工作时，用她做了抄录员。“起初，他忸怩作态，假装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但在他获得豁免权、受到保护以及得到25万日元的付款后，他开始说话。”晴美说，“总的来说，直到他去世时，他已经向美国透露了自己80%的数据。显然，他把剩下的20%带进了坟墓。”

对待细菌战、生化武器，美国是什么态度呢？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网站登载的有关鲍威尔的信息中，提到《密勒氏评论报》的报道——“麦克阿瑟的公共卫生官、军医萨姆斯准将和泊在朝鲜海岸外的一艘海军‘传染病防治船’正在试验细菌战武器。这艘‘伪装’船是用来在朝鲜和中国战俘身上进行试验的‘细菌武器’。”因为此事，回到美国的鲍威尔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受到长达7年的审讯。最终因美国军方未能向法庭提供任何档案或人证，法官以证据不足宣判无罪。但鲍威尔此后长期不被允许从事新闻工作。

美国不仅效仿了石井四郎的人体试验，在朝鲜战场，美国实际上也使用过细菌武器。在20世纪50年代，一群来自法国、意大利、瑞典、苏联和巴西的科学家，在一位英国胚胎学家的带领下，曾在朝鲜半岛旧战场实地调查取样，收集样本并发表过一项对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抗议书。

那么，美军的这些试验用细菌，以及对活人进行人体试验的办法，是否从七三一部队得来呢？回看1946年到访石井四郎家中的美军军官，是来自德特里克堡基地的兽医中校、精通细菌战研究的阿尔沃·汤普森！经过为期四个月的对石井四郎的探访，1946年5月，汤普森完成《关于日本细菌武器的报告》。1947年4月，美国派德特里克堡基地植物实验部主任诺伯特·费尔博士前往东京继续调查七三一部队，6月完成《日本细菌战活动最新资料概要》。

1947年10月，时任德特里克堡基地基础科主任埃德温·希尔等人前往日本调查细菌战，问讯了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20多名七三一部队重要成员，撰写了《细菌战调查的总结报告》。报告明确提到美国为得到这些细菌战数据资料支付了25万日元——这一说法，与晴美所说对应得上。

希尔完成调查之后，美日交易接近尾声，美国最终攫取七三一部队在侵华期间进行的细菌战、活人实验、细菌武器研究等方面的数据资料，并加以利用。

从调查战争犯罪，到将战犯的“成果”据为己有，并释放了战犯，甚至刻意不移交战犯给即将进行伯力审判的苏联方面——美国这一转身，事实上移植了恶之花，也导致七三一部队与德特里克堡事实上一脉相承！

在俄罗斯方面公布最新的相关证据后，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石田隆至评论称：“无论日本政府怎样试图掩盖史实，这些残酷且非人道的犯罪还是会被公之于众。”而当这些犯罪事实被公之于众以后，美国在二战之后所扮演的丑陋角色，也必然浮出水面。毕竟，目前的美国在全球坐拥两百多座生化实验室。善良的人们，要小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