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国家管网西部管道公司霍尔果斯压气首站位于新疆霍尔果斯，是中亚天然气进入我国的第一站，也是西气东输二线、三线共同的“龙头站”和全线运行的“心脏”，被称为中国能源通道国门第一站。

上图：8月25日，中国石油大庆油田对外发布消息，大庆油田依靠自主创新，发现预测地质储量12.68亿吨页岩油，标志着我国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大突破，对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页岩油气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左图：2019年12月2日，俄罗斯天然气通过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正式进入中国。

上图：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于6月28日安全准点投产发电。

从历史规律看，一种能源需要40-50年才能从占有市场1%份额扩大至10%份额，主要是能源是完整系统，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在生产、使用和配套上形成规模。从能源转型趋势看，非化石能源成为主导能源是必然趋势，但煤炭石油的式微将需要一个漫长过程，处于“双碳长征” 的中国人必须弹好自己的“能源钢琴”。

撰稿｜吴　健

“中美应该倡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加强天然气和新能源领域合作，同国际社会一道，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这是11月16日，中美领导人视频峰会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指出的。

能源领域通常显得复杂，以至于很难让普通人插嘴——只要灯光亮起、机器开动、汽车畅行，大体以电力为主的“世界一千零一个需求” 得以满足，这方面的课题最好留给技术专家或政府官员去讨论。然而在表象之下，却隐藏着可以伤害经济、推动灾难、摧毁国家乃至引发大规模暴力的黑暗势力。

2021年下半年出现的“能源短缺” 似乎具备所有这些特征：全球碳氢化合物——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生产模式发生重大转变，“页岩气革命”、南北美油气大发现及由此引起的全球油气中心从“大中东” 移至“西半球”，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大封锁” 和绿色能源转型未如预期，都直接或间接促成世界主要经济体进一步动荡，甚至在欧美多国经济紊乱与金融颤抖。

那么，“经济列车”率先冲出“疫情雾霾” 的中国是否能处理好自己的能源安全并为世界作出贡献呢？

要害是“贵不贵”

回顾过往，这一轮“能源安全”议题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主要源于9月23日至26日多地拉闸限电，随后煤荒、油荒、气荒陆续冒头，“抢购汽油”“能源供应商倒闭” 等消息见诸报端，与此同时，欧美天然气、动力煤、电力价格等都创历史新高，大家开始揣测“能源供应有问题了”？

英国保守党经济咨询师戴维·豪厄尔认为，中国与国外能源市场存在一定关联性，今年下半年起，西方经济体主导的全球能源价格尤其是天然气价格一路上涨，特别是10月8日，IPE天然气、动力煤价格涨至213便士/色姆、230美元/吨，达到历史顶点，而石油价格在10月5日攀升至82.56美元/桶，创2020年疫情发生后新高，受此影响，欧美多国电价也刷新历史纪录。在中国国内，受外部因素影响，主要化石能源价格也出现上扬，尤其发电用煤价格达到历史高位，并伴随着局部限电现象。

奇怪的是，整体上，全球能源产能难说短缺，就像美国出现石油短缺，可该国正忙着出口页岩油，甚至欧佩克会议还要求石油限产。至于中国，局部性的拉闸限电限产并非自身缺煤缺电，国内总体煤炭和电力产能都是充沛的。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提到了短暂的供需不平衡，“当前，经济正从疫情冲击中恢复，尤其工业生产需求旺盛，能源等原材料的供给跟不上，出现了短缺的问题，……因为疫情影响，导致交通等经济环节还没有完全地恢复，当前的问题远未达到可称为‘危机’的程度”。

中外学者一致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能源安全要害，早已不是“有没有”，而是“贵不贵”。从历史看，因军事和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真正全球性能源危机无非1973年“赎罪日战争”和1986-1988年两伊战争“袭船战” 禁运，自那以后，主要消费国都建立大宗能源商品库存制度，如欧洲和美国形成不低于90天石油进口量的石油战略储备，这样一来，即便能源产地发生问题，对用户国的冲击不会那么大，“有没有” 问题日趋边缘化。剩下的便是“贵不贵”，放眼当下，只要肯花高价，就一定能得到能源，但能否持续就考验着各国承受力。

观察本轮能源紧张，西方国家“输出性通胀” 特征很明显。俄罗斯《观点报》记者奥莉加·萨莫法洛娃认为，美国和欧盟带头增发货币，市场流动性陡增，而这些国家储蓄收益率极低，为了保值，握有大量流动资金的人自然会投入股市、大宗商品等能吸引热钱的地方，但欧美自身因疫情限制无法组织大规模生产，这些“超级流动性” 无疑瞄准大宗能源商品建仓，如此一来，对用户的经济影响就非常直接，归根到底，能源安全的本质是影响一国的经济安全，若基本燃料价格大幅上涨，必然对经济产生破坏性作用。

具体到中国，业内人士认为，当前电力供应仍以煤电等化石能源为主，“拉闸限电” 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煤电价格倒挂，煤炭供需紧张倒是其次，“电厂一方面买不起高价煤，一方面电价又维持在较低水平，如果不对电价进行调整，那么对电厂来说，多发电就意味着多亏损。同时，冬季进入供暖期，如果供热价格还继续维持在低位，那么多供热也意味着多亏损，只能依靠补贴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很好地引导这种价格短期波动，确实还是要多想一点办法”。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提醒。

另据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随着产能释放，10月份以来煤炭产量持续增长，11月1日至5日煤炭日均调度产量达到1166万吨，较9月底增加超过120万吨，最高日产量达到1193万吨，创近年来新高。多家央企也带头下调售价，已有十多家主要煤炭企业主动将主产地5500大卡动力煤坑口价格降至每吨1000元以下，像国家能源集团不久

前在秦皇岛港完成的两船现货煤炭交易，价格均为1000元/吨以下，“从市场监测情况看，10月下旬以来，全国坑口、港口煤价均大幅下降，随着后期煤炭产量提升，煤炭市场供需形势将进一步改善，煤炭价格将加快向合理水平回归”。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端牢能源饭碗”

新中国一成立，维护能源安全就成为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以上海为例，解放之初，这座工业城市的最大瓶颈莫过于冶金、化学、机械等基础行业缺油缺电，由于美国对华禁运柴油，杨树浦电厂曾把占发电量88%的燃油锅炉改为燃煤，来自安徽的淮南八公山优质煤被誉为上海工业的“细粮精米”，而上海重型机器厂提供的磨煤机为电厂的节能增效做出了重大贡献。事实上，从当初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的“以煤代油”，再到“石油大会战” 甩掉贫油国的帽子，中国始终贯穿“把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的思想，而这又最终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国的总目标。

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能源对中国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以石油为例，东北油田在80年代不仅能满足国内需求，还能向日本、东南亚出口，但从1993年起，中国已变成石油纯进口国，整个90年代，国际低油价对促进中国经济起到一定作用，到1999年中国工厂冶炼的原油有1/3是进口的，主要供油国也从1990年的三个（伊朗、阿曼和印尼）扩大到2000年的近12个能源供应国，如今扩大到20多个。那段时期，中国驻各能源国的外交官们，有着共同的回忆——海外经济情报与运作模式的匮乏，与国内市场旺盛的能源需求，令中国企业时刻充满“补全缺陷” 的急迫感。前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龚猎夫提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亚好些能源富国不得不进入专业性强的国际贸易体系中 “游泳”，“我碰到从中国返岗的格鲁吉亚驻土大使，他刚从天津一家被服厂廉价订到新军装，再折价抵购土库曼斯坦天然气，这下子，格鲁吉亚的冬天就不冷了”。还有一件事，中石化帮土库曼斯坦修复一个废弃油井，还达到超过设计预期的产油量，但他们起初忽略了宣传，让土方政府和民众对中国技术缺乏印象。

正所谓“脸盆里学不会游泳”，经受了竞争考验的中国逐渐成为国际能源市场的佼佼者，尤其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内与国际市场逐步联成一片，更便于调动全球能源资源为我所用。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中国年原油进口量达到5亿左右吨规模，石油对外依存度达70.8%。中国早期多以直接买油来满足消费，很容易受到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很快，用投资换取石油份额权的“份额油” 模式（价格相对稳定有利）在中企业务中成为常态，1993年10月，中石油在竞标中获得秘鲁塔拉腊油田第七区块开采权，合作期限20年，拉开中国石油公司进军海外的帷幕，之后委内瑞拉、苏丹、沙特、科威特、阿曼、也门、伊朗等都有中企投资，但主要以老油田开发增产合同获得产量分成权益为主，技术要求更高，增产潜力有限。

从能源利用效率来看，天然气被视为介于传统石油煤炭黑色能源和可再生资源的绿色能源之间的过渡能源，由于它的燃烧火焰呈蓝色，又被形象地称为“蓝色能源”。天然气既具有黑色能源高热值的优势，又没有风电、太阳能等供应不稳定、靠天吃饭的缺点，并能作为合成氨化肥工业的主要原料，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鉴于天然气的重要地位，中国政府不断增加天然气消费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1998-2008年，中国天然气产量年均增长率为13.2%，同期消费量增长率达16%，2020年全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为3280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前三大天然气消费国之一，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也突破40%。

做两份“能源功课”

多少代中国人，从小就接受祖国“地大物博、矿产丰富” 的理念，在中学教科书里，中国储量居世界前三位的矿产多达几十种。但一个真实情况是，中国人均能源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2000年为界，人均石油开采储量、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人均煤炭可采储量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11.1%、4.3%和55.4%，20年后，这些数值并无多大变化，这还是在有新的开采区发现和新技术加持后的情况。

当前，大庆、辽河、胜利等东部主要油田都进入中晚期，而西部新区接替东部油田需要相当时间过渡，国内石油产量提升空间并不大。再看煤炭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探明程度较低，最新达到的日产煤1200万吨纪录的持续性需要观察，况且中国能源消费结构长期存在“煤老大” 和“煤过大” 问题，能源消费高度依赖燃煤带来的后果是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

同时，中国早在2010年基本迈入重化工业时期。这个阶段的特点之一，就是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大增，快速发展的机械、汽车、钢铁都是单位增加值能耗很高的行业。与之对应的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速改变，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而城镇人口年均消耗能源是农村的3.5倍。随着国民收入增加，居民消费进入新的结构升级阶段，住房面积增大、家电和轿车拥有水平提高，使人均能源消耗增长。在全球产业布局中，中国已然是规模庞大的世界加工制造基地，高耗能制造业的过大存量需要一段时间去消化。据统计，目前中国终端能源用户用在能源消费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而美国仅为7%。

当前，中国同时在做两份“能源功课”，既要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需的能源自主供给，还要顺利过渡到“碳达峰” 与“碳中和” 绿色战略上，新老能源要素转换涉及方方面面。就能源消费基本盘而言，煤炭仍是中国的基础能源，“富煤、少气、贫油” 的总格局短期内尚难打破，能有所作为的是保持煤炭“能源压舱石” 地位之外，做足“吃粗粮干细活” 的文章。公开报道，迄今中国有多个十万吨级重大煤制油基地在主要产煤省运行，煤炭合成的汽油和柴油不含硫、氮等污染物，质量高于第四代洁净油品，价格方面也比普通汽油有优势，煤炭在液化成柴油、汽油的同时，还可以开发出附加值很高的上百种产品，如乙烯、丙烯、蜡、醇、酮、化肥等，综合经济效益十分可观。2021年11月，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包信团队的“纳米限域催化” 研究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其特色是创立了OXZEO催化体系，实现煤经合成气一步高选择性直接制取乙烯、丙烯和丁烯等低碳烯烃，从原理上摒弃传统煤化油的费托法（FT）合成路线，省去耗水、耗能的水煤气变换和水-氢循环过程，为提高中国乃至全球资源利用效率做出了贡献。

国外能源输入方面，中国高度注重“供应稳定” 与“渠道分散”。2014年，中国天然气进口集中于中东和中亚，来自中东的大多是液化气，经LNG船运抵达上岸，进入供气管网，这一部分供给和原油输入一样，存在从印度洋至南海一线的海上风险，2013年7月，中国与缅甸完成为期三年的天然气管道铺设，从孟加拉湾的深水良港延伸至昆明，年输气量120亿立方米。到2016年，中国与陆上天然气“主供国” 土库曼斯坦已有四条支线连通，年进口气量达到650亿立方米。更具世界影响力的是，2019年12月2日，中国和俄罗斯领导人通过电话会议的形式，宣告中俄东线管道投产通气，它西起东西伯利亚的天然气产地，不久将东至中国最大都市上海，合同为期30年、总供气量约万亿立方米。按远景规划计算，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将在中国天然气进口总量中占到约四分之一，可能仅次于土库曼斯坦，略超过卡塔尔。同时，俄气管道还改善中国天然气供应的整体布局，中国陆上天然气现有管道呈自西向东布局，覆盖率低，分布也不平衡，而引进的俄气是由北至南输送，这就形成“西气东输，俄气南下，缅气北上”，再加上海气上岸的全方位供给，中国天然气供应形成纵横连贯的网状布局，从而保障天然气供应的全国性、稳定性和高效率，为国家能源结构调整、合理利用资源和促进生态安全创造条件。

不仅如此，天然气项目也大大提升了中俄政治和战略互信，进一步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如莫斯科大学世界政治系主任安德烈·科科申所言，“天然气合作计划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中国对俄罗斯的意义已经取代西方”，这还导致其他战略性领域的合作，包括中俄和平利用核能、民用航空、航天基础技术研究以及“扩大双边本币直接结算规模”，由此产生的影响绝对会超出经济领域，进而影响全球金融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已开发的可再生能源包括水电、风电、光伏、生物质能等，不到技术可开发量的十分之一，潜力巨大，且没有对外依存问题。站在“双碳” 目标和能源安全的战略高度，中国正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创造条件提升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目前，中国水力发电居全球首位（水力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00吉瓦，占全球总装机容量的25%），风力发电的装机容量也是世界第一，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达43吉瓦，同样令发达国家逊色三分。在电力输送领域，中国国家电网开发出安全、高效、绿色的“特高压输电技术”，它具有容量大、送电距离长、线路损耗低以及占用土地少等优点。中国国家电网的实践表明，特高压输送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可行的，现在要看世界其他国家能否接受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这一设想。2015年，中国国家电网在海外中标的首个特高压输电项目——巴西贝卢蒙蒂特高压直流输电项目——举行开工仪式，该工程项目要建设一条2084公里的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及两端换流站。

不仅要绿能，也要节能

尽管中国部分地区出现短暂能源紧张，但对外界来说，不妨看作展望未来能源变迁的“契机”。英国《经济学人》曾指出，欧洲的低风速造成的可再生能源产量降低，助推了欧洲的能源恐慌，“由于欧洲各国陆续启动绿色能源转型，导致对化石燃料的投资持续下降趋势，2020年，大部分油气公司下调产量目标，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干脆更名为道达尔能源，全力缩减石油产品，结果当绿能短缺时，出现了严重的供需失衡”。同样，国内一些地方将9月发生的电力缺口部分归咎于“风电减产”，更有业内人士称，绿能“靠天吃饭”的本质未发生变化，人们对绿能的厚望成了难以承受之重。

过去十年，尽管光伏和风电获得长足发展，但光伏一到晚上就没办法发电，水电也要看是枯水期还是丰水期，赶上枯水期，还需要承担蓄水等职能，出力（指发电量）可能会拦腰截断。但种种迹象表明，未来绿能的消纳、输配、波动等问题会因配套储能设施进步而突破瓶颈。所谓储能，就是将较难储存的能源形式，转换成技术上较容易且成本低的形式储存起来。目前常见的储能方式包括——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飞轮储能（新型储能技术，还处于商业化早期）、氢储能。根据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统计数据，2020年，全国电源新增装机容量1.90亿千瓦，其中水电1323万千瓦，占比3.4%、风电7167万千瓦，占比34.6%、太阳能发电4820万千瓦，占比24.1%。新增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合计达1.20亿千瓦，新增占比约63%，成为我国电源增长主导力量，而且一些地方因地制宜，发展天然气调峰电站，多个省份也推出氢能等新能源发展规划，这种趋势是无法阻挡的。当然，从历史规律看，一种能源需要40-50年才能从占有市场1%份额扩大至10%份额，主要是能源是完整系统，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在生产、使用和配套上形成规模。从能源转型趋势看，非化石能源成为主导能源是必然趋势，但煤炭石油的式微将需要一个漫长过程，处于“双碳长征” 的中国人必须弹好自己的“能源钢琴”。

实际上，受惠于全球化的中国，也必须担起全球化的责任，能源安全亦是如此。虽然庞大经济体量和先进科技水平为中国能源安全提供了较强的“兜底”，但全社会的节能意识同样不可小觑。如今，中国在建筑设计、电力生产、城市亮化工程等方面越来越多地推广“可持续发展” 思想，使能源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深入人心。

专家指出，发达国家从1973年能源危机时就开始关注建筑节能，之后由于减排温室气体、缓解地球变暖的需要，更加重视建筑节能。在生活舒适性不断提高的条件下，新建建筑单位面积能耗已减少到原来的1/3，对既有建筑也早已组织了大规模的节能改造，而中国城镇建成的节能建筑只占城镇建筑总面积的个位数，未来还有提升空间。实践证明，建筑节能不可能自发地开展，必须首先由政府主导，由国家立法，对建筑节能做出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三十五条业已规定，建筑工程的建设、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应当遵守建筑节能标准，不符合建筑节能标准的建筑工程，建设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开工建设；已经开工建设的，应当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已经建成的，不得销售或者使用。“大家心中时刻要有危机意识，才能未雨绸缪，对未来具备应变能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夏义善建议，“政府最好采用政策、宣传、教育、法律、价格杠杆等多种方式，引导群众广泛开展一场节能增效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