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复旦大学图书馆寻常可见这样的景象。

左图：日本著名学者铃木大拙。

下图：1972年的北京大学历史课课堂上。

上图：李约瑟教授。

右图：卜正民著《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

右图：卜正民主编《哈佛中国史》。

左图：卜正民在温哥华西海岸。

由他主编的6卷本《哈佛中国史》一经上市就广受好评。和传统史学着眼于帝王将相朝代更迭不同，他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中国历史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

记者｜何映宇

他是北美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可是有时候也感到困惑：“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 上世纪90年代初，卜正民一度陷入迷惘之中，他的脑海里反复冒出这样一个问题。

当他就此讨教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时，朱维铮对他说：“你想像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看中国，这恐怕是所有西方汉学家存在的价值所在，因为“置身事外”，所以他们可以更客观描述中国。不过和那些在西方接受大学教育的汉学家不同，1974年，卜正民（Timothy Brook）作为交换生来到中国，先在北京大学求学。第二年，他转至复旦大学，师从李庆甲教授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对于中国，他更多一分了解。

回到西方世界后，他在哈佛和剑桥继续攻读，深得李约瑟的赏识。现在的他已是享誉世界汉学界的史学大家，历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教授，英国牛津大学邵氏汉学教授，美国亚洲学会会长，现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历史系教授，兼圣约翰神学院院长，被认为是费正清之后引领美国近代中国史研究前沿走向的最重要学者。

由他主编的6卷本《哈佛中国史》一经上市就广受好评。和传统史学着眼于帝王将相朝代更迭不同，他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中国历史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展现出一幅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全新画卷，这是汉学家眼中的另一个中国。

赴中国求学

《新民周刊》：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求学期间，您最早是对佛教禅宗感兴趣，那是因为读到铃木大拙的著作？

卜正民：铃木大拙是我的第一位人生导师，不仅让我进入日本佛教的世界，还是一切亚洲哲学和宗教的引路人。我在大学时阅读日本翻译小说，那是我第一次与日本思潮亲密接触。铃木大拙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入门书，轻松易懂，一点都不晦涩。因为他了解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故而他能以西方人的思维来解释佛教。使我深深着迷的是，以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世界，东方人对于现实的性质及人与现实的本质有完全不同于我们的理解，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可能的。

当时，我正好对西方哲学有点厌烦了，想要找寻替代品。那是1971年，正是许多年轻人认为标准化的发展模式未能解决西方世界崛起的问题时，知识分子的不满和政治动荡的时代就到来了。我们需要新的世界观。

《新民周刊》：1974年，您从加拿大多伦多来到中国北京和上海留学，在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这两所大学您觉得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有什么不同？

卜正民：1974年，我作为外国交换生来到中国是一段奇特的经历。当时，25岁以下的普通中国年轻人大多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站在街上就会引起围观，我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的方式，那就是别在意自己是外国人。适应这种情况的最好工具是说更好的汉语，因为直接交流总是打破障碍的最好方法。

我对我们住的宿舍有印象。我们在北大的外国学生都会分配一个中国学生的室友，在复旦则是两个。我意识到，和我们在一起使他们生活不便，因为他们当年老得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一举一动。这就造成了一种非常虚伪的社会环境，不过，一些富有好奇心、聪明而又精明的中国学生并不在意这些限制，和我们成就了真正的友谊，这对我们这些真正想要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外国学生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北大和复旦两校相比，以我的经历来说，复旦是一个更好的生活和学习的地方。每个在北大的学生都很担心自己是否会犯错误，而在上海的学生和教师更轻松，更友好。

《新民周刊》：在复旦大学，您师从李庆甲教授主要研究李贽和王夫之？

卜正民：1975年去复旦的学生只能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做选择。李庆甲教授被安排来教中国古代文学，而我是唯一一个选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生，我是那一年他招的唯一一名学生。他是个和蔼、博学的学者，耐心地制订出一套研究系列中国作家的课程，涉及的作家范围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我们现在所谓富有创造性的作家，也包括非虚构作家。大学的课程更偏爱“法家”，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当时儒家被认为对中国文化产生了负面影响。但这对我来说是好事，因为当教到明代文学，我们接触了晚明时期最伟大的创造性思想，诸如李贽和王夫之的思想。在李教授的鼓励下，我选择明代文学作为我研究生时期专攻的方向。

《新民周刊》：当时您看到的中国是怎么样的景象？当时中国物资匮乏，您的饮食也很简单，当时能适应吗？

卜正民：从我来自的世界和我进入的世界之间有巨大的物质差异。1974的中国还很贫穷，是的，基本的食物：白菜和窝头。北大给留学生设置的餐厅提供给我们更好的食物，但我和其他几个外国学生拒绝接受这种特权。我们选择在中国学生食堂吃饭。我们觉得你学习另一个国家的文化，就应该在其中实践，讲它的语言，和他们吃一样的食物。我不是来中国过我在加拿大曾经过的生活的，对我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食物都只是食物，所以物资匮乏并不是什么问题。在中国的学生食堂，一周里最开心的事就是吃饺子。我们所有人，中国人和外国人都特别期待能吃到饺子。

《新民周刊》：1977年，您是怎么会参与到李约瑟先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编写工作中的？

卜正民：我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后，因我在与中国打交道的学生组织中是活跃分子，我遇到了一位英国纪录片导演费利克斯·格林，他拍过关于中国的电影，还曾带着他的电影在美国巡回放映。他是李约瑟的朋友，碰巧，李约瑟给他写了一封信，谈亚洲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我开车把他从哈佛送到下一站耶鲁，其间我们开始交谈。既然我对这一理论问题很感兴趣，他建议我给李约瑟写信。我写了。我们通信的结果是他让我来做他的助理研究员。我发觉哈佛在思想上很保守，所以我一完成我的硕士学业就请假去李约瑟那工作了8个月。

这是一次美妙的经历。李约瑟是一位真正才华横溢的学者，同样令人兴奋的是我能成为他的研究小组的成员，和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共事。这是我第一次与格力高利·布鲁和迪特尔·库恩一起工作，前者和我一起合著了《杀千刀》一书，后者是《哈佛中国史》第四卷《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的作者。我在李约瑟的研究所里还碰到了其他很多学者：农业史专家弗朗西斯卡·布雷、历史学家黄仁宇、科技史家内森·席文等等。这也是我和欧洲汉学家联系的开始，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和北美的汉学家有所不同。

《新民周刊》：在哈佛大学，师从的是史华慈教授，您印象中的史华慈先生是个怎么样的人？

卜正民：史华慈教授是我的导师。他是个温和儒雅的人，我很喜欢和他一起参加研讨会，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他的研究方向已经转至宋代哲学，而我觉得哲学无趣。与中国人在想什么相比，我更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思考。对我的影响更大的是约瑟夫·弗莱彻，亚洲内陆方面伟大的历史学家。遗憾的是，他49岁就去世了，没能活到我毕业。所以后来我又成了菲利普·库恩的学生。

明朝的衰亡

《新民周刊》：您的《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书中的《致谢》里写到，因为2001年3月参加多伦多大学举办的比较刑罚史学研讨会开始写作这本书，开个研讨会就要写一本书的吗？是不是之前就已经开始研究凌迟了？

卜正民：学术会议通常是启动项目的好方法。在那次会议之前，我在法律问题上做的研究很少，但我对这方面的研究很感兴趣。写这本书是因为遇到了杰罗姆·布尔贡，他比我更了解中国的法律。较早前，他在亚洲研究学会的年会上组织了一个研究凌迟专家小组，正在寻找一个评论人。他问历史学者王国斌。王国斌建议我可以胜任。这是我和布尔贡以及其他人在这一领域长期合作的开始，随后才有多伦多大学举办的比较刑罚史学研讨会以及这本书。

《新民周刊》：中国古代帝王实行凌迟，主要的目的肯定是为了震慑百姓、防止犯罪，您认为这样的目的有没有达到？

卜正民：凌迟是法律可以使用的最极端、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惩罚，但却没有能达到皇帝希望它达到的示范效应。罪犯犯罪是基于他是否能逃脱法律惩罚以及他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的考量。每个罪犯都是赌徒，他们赌的是他们不会被抓住，赌赢了，那就是好的，无论处罚多么严苛，这样的考量都不会改变。死刑尤其如此，因为死亡的结果是一样的，不管如何被执行。如果凌迟有这样一个意图：提醒人们它政权有多么强大和可怕，那我认为它改变不了任何犯罪的企图。

《新民周刊》：《明代的社会与国家》里提到了宦官干政，您觉得宦官对于明朝的灭亡是不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卜正民：我不认为宦官是明帝国走向衰亡的一个主要因素。宦官是皇帝的“影子内阁”，所以皇帝不必完全依靠朝廷中的官僚对国家事务做出决断。在明代，宦官机构和行政官僚之间的斗争极富盛名，那是因为皇帝的无能，他在国家领导层中的名不副实，往往既不能控制也不会信任他们的官员。而宦官的行为既不是公开的，也不受法律约束。这就给宦官腐败以可乘之机，让国家资源落入他们自己的囊中，从而削弱了国家应对军事威胁或别的威胁的能力。不过明崇祯时期国家走向灭亡的因素有很多，宦官只是其中一个。如果我们把宦官的因素放大，他们就容易成为替罪羊。

《新民周刊》：第四章写的是北直隶的水稻种植，您认为水稻的推广种植，对于明代后期人口的增长突破一亿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种人口的过度增长是不是为明末的农民起义埋下了伏笔？

卜正民：一般来说，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是中国自17世纪以来所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我不敢断定明朝由盛转衰是因为人口过剩，不过，在20世纪，因为医疗和科学对马尔萨斯人口限制论的突破，使得中国背负上了沉重的负担。中国人需要更多的食物和水，而这并不是可以无限供应的。

《新民周刊》：最后一章写到了国家体制中的佛教，我们知道，明朝的很多皇帝都笃信道教，那么国家体制中的道教是怎么样的状况？佛教和道教之间是不是也常有矛盾存在？

卜正民：宗教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问题太复杂，几句话很难说清楚。所谓佛教与道教之间的竞争往往大多是宫廷的赞助比赛，因此对于普通人来说意义不大。中国历史的问题不是一个皇帝信仰道教还是佛教，而是这种信仰如何影响到皇帝统治他的官僚机构的能力。我们可以说，在大部分的统治时，这种影响是有限的。人们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皇帝是最接近天堂的人；因此，他们也认为他可以利用佛教、道教的技术延长他的王朝的寿命，成为他的子民的保护者。一些宗教界人士确实使皇帝将资金运用到宗教事务上来，从而减少了国家其它方面的开支，但这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主要问题，也没有太多证据表明过度的宗教信仰会改变国家政策。

《新民周刊》：1567年，明穆宗取消了海禁政策，孔飞力因此把这一年视作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之年。您是否同意孔飞力的观点？明朝的海禁政策是否远没有我们以前所认为的那么严格，民间走私海运一直存在？那么，在您《塞尔登的中国地图》一书的主角塞尔登生活的年代，明朝在世界海运中又占据了一个怎样的位置？

卜正民：我相信孔飞力教授是在读到我的《纵乐的困惑》一书后才注意到1567年的重要性的，所以，是的，我同意这个观点。认为1567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许是错误的，但这正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建立可持续联系的关键所在。这种观点不仅挑战了传统的中国历史观，还对欧洲历史观提出了挑战。许多西方历史学家仍然认为现代性是逐渐传到世界各地去的。我将现代性视作全球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欧洲只不过是依靠其与世界其它地区——特别是中国——的贸易而改变了现代性的方向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放宽海事禁令至少具有象征意义。

面向普通读者讲故事

《新民周刊》：怎么会主编《哈佛中国史》的，这套《哈佛中国史》更多是针对普通读者的通史吗？您会采撷一般不为人所关注的怪力乱神的内容，纳入自己撰写的《哈佛中国史·元明卷》，这是为了勾起读者的兴趣？

卜正民：编一套《哈佛中国史》的想法来自于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长期的工作交流。原来的计划是四卷，但在开始编写时改为五卷，最终定为六卷。我的目标是编一套基于最新研究的中国史，但在写作方式上，我们希望一个大学学生或者对历史有兴趣的普通读者都可以理解和阅读。不像《剑桥中国史》，它的目标读者是研究生，而《哈佛中国史》的目标读者是本科生。中国读者应该知晓，他们不是我们的目标读者。中国读者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总有所了解；我希望对中国一无所知的西方读者可以从我们的这套书学到点什么。因此，我们写了许多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故事，那是为没有任何中国背景的读者所准备的。

《新民周刊》：每一卷的分卷作者是怎么确定的？

卜正民：最初的想法是每一卷的时间跨度大体相同，三至四世纪。我们也会按照中国传统朝代划分，因为这就是中国历史产生的根源。因为有了朝代，中国人开始思考他们在历史河流中的位置。最让人惊讶的，我认为是将汉唐之间的南北朝时期单独归于一卷。以前常见的做法是比较简略，比如其中一两个朝代综合起来一起论述，但其实即使是非常短暂的朝代，也会如此不同于它之前或之后的时代，应该得到单篇论述的待遇。毫不奇怪，它是在西方销售情况最不好的一卷，因为它写到了大多数西方读者非常陌生的那一段中国历史。

《新民周刊》：《哈佛中国史》的全球史视角是这套书的一大特色，您觉得以全球史视角来书写中国，是向世界解释中华文明，还是以世界眼光来改写中国历史？

卜正民：都是。我请这套书所有的作者意识到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广泛得多，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能为中国历史所做的事。在这套《哈佛中国史》中，我们将其置于全球史的维度中，说明中国是由什么塑造而成的，不论是内在因素还是外在因素。同时，我觉得西方的读者会发现，不局限于中国本身，而是将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审视可以让他们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新民周刊》：从《挣扎的帝国》开始，您就非常重视气候环境对历史的影响，您提出：“明朝没落原因之一是环境危机。” 万历二十八年－崇祯十六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五个小冰河期，但是天顺二年－嘉靖三十一年这中国第四个小冰河期也没有导致明朝灭亡。而我对粮食、人口和政治的关系比较感兴趣，人口的暴增是清朝太平天国运动的一个重要导火索，您觉得环境的根本问题是不是人口与粮食之间矛盾的问题？

卜正民：我不认为气候是塑造国家和社会状况的最根本力量，但我相信它不容忽视。气候本身并不能解释任何事情。国家的崛起和衰落，社会变得富裕或贫困，思想和艺术的繁荣或萧条，是因为人们作出的决定，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的决定。如果我在《挣扎的帝国》那一卷中强调环境因素，那是因为明代的衰落是一个气候变化给社会造成极端压力的典型案例。当然，明朝在1644年的灭亡有很多原因，只有部分原因是气候威胁到了基本的生存。到处都有人在学习如何适应变化，但明末饥荒十分严重，持续了很久，努力适应已无济于事。通过比较，天顺、嘉靖年间饥荒是相对短暂的，人们可以度过糟糕的一年，但能否在五年的大饥荒中幸存则完全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将最糟糕的时期称之为“深渊”：这不仅仅是饥荒，而饥荒与其它危机共同持续了好几年。

《新民周刊》：您被誉为“北美最会讲故事的历史学家之一”，对此您本人怎么看？

卜正民：我很高兴读者能接受我的作品。著述时能抓住读者的关注点，得到他们的信任一直是我追求的目标。我在大学里教文学，仍然把写作作为一门手艺。然而，我不为自己而写，我的目标始终是：写作应该引导读者阅读，以便读者能欣赏我基于原始材料所构建出的文章，能够接受我的论断。你是对的，注意到我的写作技巧，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就是由一些看似小的微不足道的细节推导出一个大的观点。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对描写真实的人的生活更感兴趣，我不认为历史书应该写给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也不认为应该将日常生活用作历史阐释的工具。这也就是说，讲故事，是引起读者兴趣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