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安倍遇袭事件发生后，日本各大报被民众抢购。

左图：1960年7月14日，岸信介被“大化会”成员荒牧退助刺伤。

暗杀这种已经形成传统的“祖传手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不仅深刻地塑造了日本的政治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走向。

撰稿｜阿晖

7月8日日本奈良县的近铁大和西大寺站前的两声枪响，让正在进行演讲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死于非命，震惊了世界。尽管凶手山上彻也声称，刺杀安倍的原因是怀疑他与害了山上母亲的宗教团体有联系。但有日本问题专家指出，这起枪击案发生在参院选举前的敏感时期，不排除凶手出于政治目的，这个事件足以成为二战后日本政治中最大事件之一。

当我们纵观日本的近现代政治历史，会发现刺杀重要政治人物这一极端行为，在日本政治传统中其实并不罕见，甚至显露出异常的高发状态。暗杀与被暗杀，作为一道独特的“风景”贯穿整部日本近现代史，从幕府末期的倒幕运动，到明治维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完成了从封建幕府制到现代国家的转型，各种花样迭出的行刺与暗杀，在其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推波助澜作用。这种对对手的肉体消灭的暴力行为，竟然成为日本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暗杀这种已经形成传统的“祖传手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不仅深刻地塑造了日本的政治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走向。

从倒幕到明治的腥风血雨

自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率领4艘黑黝黝的铁甲舰“造访”日本，要求通商开关后，日本幕府被迫打开国门先后与美、英、法、俄等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被压制了250余年的“外样大名”（边远地区诸侯）和各藩武士奉“尊王攘夷”为日本式的“政治正确”，开启了“倒幕运动”。

自倒幕运动时起，日本的“维新志士”们就相当青睐暗杀这种对抗形式，它不仅能在肉体上消灭敌人，也能在精神上给予对方极大震撼。维新派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阴还专门起草了“暗杀策”，用于指导此方针。以大久保利通、坂本龙马、伊藤博文、西乡隆盛为首的“愤青”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组织了一波又一波的“天诛”刺杀行动，成为了德川幕府倒台的最终动因。

1858年，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掀起“安政大狱”，而这也让井伊直弼成为倒幕派欲除掉的首要目标。1860年3月，以关铁之介为首的17名水户藩与萨摩藩武士冲入井伊的卫队中，在猝不及防之下，井伊当场被刺死且身首分离，后世称“樱田门之变”。

面对“志士”疯狂的行刺，德川幕府不得不在1863年组成政府的杀手集团“新撰组”，试图以暴制暴。比如倒幕维新运动活动家和思想家坂本龙马，就于1867年在京都死于“新撰组”刺客佐佐木唯三郎之手。

“维新志士”一方面通过刺杀幕府重臣以达到推翻幕府统治的目的，另一方面又与大权旁落了近一千年的天皇结盟，最终逼迫幕府下台。1868年，年仅14岁的明治天皇登基，日本历史翻开新纪元，曾以恐怖暗杀手段反幕的武士如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自然成为了明治政府的开国元勋。

然而，由于明治政府大刀阔斧的改革波及包括原有武士阶层在内的许多人的利益，因而暗杀政府重臣的事件与倒幕时期相比并未减少。新的思想与政治势力不断冲击着原有的封建秩序，各政治派系间的角逐越来越激烈，在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旧士族、落魄的武士阶级以及对幕府仍怀有幻想的人看到机会，开始变得蠢蠢欲动。暗杀行为也进入到一个高峰期。

1869年，著名思想家横井小楠被上田立夫等六名刺客刺杀；同年，力主学习法国、取消武士特权的兵部大辅（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大村益次郎被保守派武士神代直人等人刺伤，两个月后这位现代日本“军制之父”不治身亡。

最震惊朝野的是号称“东方俾斯麦”的大久保利通遇刺，这其实是当时政府内部两派势力争斗的延续。大久保利通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政治家，他代表的“内治派”压倒了以西乡为代表的"征韩派"，为日本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国际地位逐步提高起到了关键作用。1878年，大久保乘坐马车在去办公的路上，在东京赤坂纪尾井坂附近的清水谷，突然遭到岛田一郎等六名征韩党士族的袭击，当场毙命。

在1889年日本颁布宪法的那一天，文部大臣森有礼被刺客西野文太郎杀害。同年10月，外相大隈重信被主张强硬外交、极力推行国家主义的玄洋社社员来岛恒喜用炸弹炸断右腿，成为日后的“独腿首相”。

值得一提的是，1895年3月21日下午4点，在日本马关结束了就甲午战败后清廷如何赔偿的第三次谈判的李鸿章，也遭到了刺客的枪击，左颊中弹，血流如注，当场昏厥。李鸿章醒来后，认为这次受伤或许可以在屈辱的谈判过程中换回一点筹码：“此血可以报国矣。”刺杀李鸿章的凶手名叫小山六之助，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成员，该团体不希望中日停战，不愿意看见中日议和。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得知后大骂刺客添乱，当然他并非对李鸿章有什么同情，而是怕刺客打乱日本政府欲通过谈判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获取最大利益的意图。最终，李鸿章的血也没能挽回什么，换来的仍是一纸屈辱的《马关条约》。

而伊藤博文本人，也在1909年10月26日，于中国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爱国义士安重根开枪打死。这其实是伊藤或日本人的贪婪和野蛮，给自身带来的反噬。

1910年，无政府主义者宫下太吉私制炸弹试图行刺天皇，中途事泄被捕。而当时的日本政府却借这一机会把脏水泼给社会主义组织，以此为借口大肆搜捕社会主义者，引发了著名的“大逆事件”，深刻影响了战前日本政治格局。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在倒幕中以刺杀起家的明治元勋们，在短短二三十年内接连遭到守旧派武士、民间右翼组织和国外义士的行刺，纷纷殒命。这应了那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走向军国主义的疯狂

进入大正时代之后，由于日本社会进入相对稳定期，政治谋杀活动频率有所减少，但仍可称得上猖獗。比如四大财阀之一的安田善次郎被法西斯狂热分子刺杀，主张废除参谋本部、主张和平外交的“平民首相”原敬1921年在东京火车站被车站职工中冈艮一用匕首刺死，成为日本第一个在任时遇刺身亡的首相。

1922年1月，著名法西斯理论家北一辉动员极端国家主义组织犹存社力量，组织以其弟子岩田富美为首的暗杀团，埋伏在镰仓准备刺杀元老山县有朋。虽然行动并未成功，却迫使山县不得不辞职而去。

此外，还有1923年宪兵甘粕正彦暗杀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等人、1923年摄政（即后来裕仁天皇）在虎门被难波大助袭击险遭不幸、1926年调查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300万日元陆军机密费案件的石田基检事被暗杀、1929年3月旧劳动农民党议员山本宣治被刺杀等一系列暴力政治事件。

这一时期的日本政坛虽在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但在水面之下早已是暗流汹涌。各路政治派别的矛盾趋于激化。在这一过程中，以极端国家主义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思想逐渐占据主流，日本开始向着军国主义的方向疾驰狂奔。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让日本国民开始认为，议会民主制、自由主义和西方文化只能让政治家、大财阀和大商人获得利益，只会让普通百姓遭受剥削和压迫。而激进的青年军官和右翼分子于是要求“诛戮国贼、革新国政”，他们相信，只有使用暴力在肉体上消灭敌人，在精神上震撼民众，才能动摇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而打破欧美对于日本的遏制和打压。

1930年参加伦敦海军会议时，首相滨口雄幸压制反对派，批准了裁军条约。北一辉和在野党攻击滨口内阁侵犯了天皇的统帅权，这种说法刺激了青年军官和民间右翼。当年11月14日，滨口雄幸被右翼社团黑龙会成员佐乡屋留雄枪击，在艰难地活了9个月后终于痛苦地死去。

在社会舆论中，与身负重伤的滨口相比，刺杀滨口的右翼青年获得更多同情。右翼势力重要人物井上日昭还组织了专搞暗杀的“血盟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接连发生两次未遂的军事政变，即“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这两次事件由青年军官组织“樱会”策划，核心人物是桥本欣五郎。少壮派军官冒天下之大不韪，炸死东北军统帅张作霖，进而武力侵夺整个中国东北后，军人的气焰愈加嚣张，他们试图更进一步，全面清除日本政坛的所谓“保守势力”，以实现彻底的法西斯主义专政。

1932年5月15日，一批少壮派军官突然发动政变，袭击首相官邸及各处重要设施，首相犬养毅被杀。对这种严重违法行为，军部不仅不予斥责，反倒大加袒护，鼓动舆论将其包装成“为国为民”的英雄。1935年，陆军中佐相泽三郎因派系矛盾，暴力闯入号称“陆军最强大脑”的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办公室，直接挥刀将其砍死。

战前暗杀潮的顶峰是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在2月26日夜，大批皇道派少壮军官打着“尊皇讨奸”的旗号，闯入当权的军部统制派官员府邸，杀死包括两名前首相在内的多名政府要员。虽然这场兵变很快便以失败而告终，主犯均遭到严厉镇压。但讽刺的是，皇道派与统制派实属一丘之貉，军部以这个事件为契机，掌握了随时可以使内阁倒台的大权，日本从上到下全面右转，彻底滑向军国主义的不归之路。

据统计，从1930年11月滨口首相被袭击到1943年以来，包括未遂政变，谋杀恐怖活动高达44起，平均每年3起。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还发生了负隅顽抗的死硬军国主义分子闯进皇宫，欲夺走裕仁天皇投降广播录音磁带的事件，首相官邸被袭，首相铃木贯太郎被刺未遂。这一事件为近代日本政治生活中的暗杀恐怖活动画上了最后一笔。

暗杀“传统”的根基所在

日本暴力政治的暗杀传统一直持续到战后，乃至今日。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1960年就因为被老右翼分子荒牧退助行刺受伤，而不得不辞职下台。而安倍如今也遭遇到同样的事件。

日本的这种与政治融合的暴力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系统性的，在近现代日本政治风貌根深蒂固的元素。为什么暗杀这种手段在日本的政治中能成为“传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渠长根2003年在《南都学坛》上的文章就已经分析了原因。

其一，是军国主义与政党政治的相互斗争与融合。近代日本的政治趋向是逐渐走向军国主义，在这一潮流中，主张实行政党政治的呼声和态势也在不断增强。二者之间彼此相互斗争，都急于取得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有时又相互妥协、勾结，遂使得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在这一格局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谋杀恐怖活动成了化解矛盾、寻求转圜的极端手段，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了政治斗争的降压泄释阀。

其二，是对国家改造理论的狂热崇拜和急于实现日本“革命大帝国”的变态追求。20世纪30年代是日本政治生活中国家改造运动狂飙肆虐的历史时期，为了加快国家改造的进度，需要铲除的障碍和化解的阻力很多，谋杀等恐怖活动于是一浪接一浪。

其三，武士道精神使恐怖分子铤而走险。武士道的基本特征是崇拜偶像、崇尚暴力。武士崇尚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价值观念，要么绝对服从对方，要么要对方绝对服从自己。历史上那么多日本人基于不同的立场和出发点，在政治谋杀恐怖活动中“大显身手”，固然跟其个人的某些因素有关，但是在其心灵深处和精神底层里，肯定有武士道精神的作祟。武士道精神也与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对中国乃至亚洲的暴行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自近世以来，暗杀与密谋成为日本政治的主旋律，刀剑与枪炮成为解决政治纷争最有效的利器。这绝非是单个人的一时兴起或蓄意而为，而是长期以来日本政坛形成的一种历史传统。甚至在很多时候，暗杀者不仅仅不会受到舆论的攻讦，还会成为民众追捧的英雄。这病态的价值观长期以来在日本政坛延续，及至今日仍然有着恶劣的影响。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分析，战后日本国内曾出现过激进的左翼运动，极右团体也长期存在，他们都曾发动过针对政治人物的刺杀事件。但在冷战后，随着日本国内左右阵营对垒的政治格局趋于瓦解，极端政治活动也趋于减少。近年来，虽然日本政治表面波澜不惊，自民党执政地位稳固，但在经济长期低迷、国家发展面临深层次困境的背景下，民粹等极端思想依然暗流涌动。“这种事件发生在日本令人震惊，这种暴力行径应当严厉谴责，但也应该促使日本反思，其国内政治是否出现了极化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