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4日，新西兰南岛西海岸福克斯冰川一隅。由于全球变暖导致高山雪线持续上移，积雪区面积持续减少，新西兰的冰川正在变得支离破碎、退缩消融。

万宝莫桑农业园是中国在非洲最大规模水稻种植项目。

中国绿发尼勒克400万千瓦风电光伏项目。

要想在气候变化突破临界点前扭转气候变化趋势，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拿出积极的务实行动来应对全球频发的极端天气。

记者｜陈冰

2023年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还在人们的记忆中未曾散去，转眼之间，2024年的暴雨、洪涝、热浪和干旱等极端天气又频繁出现在世界各地，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对人类健康和福祉构成重大威胁。

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警告，未来10年，全球首要风险不是武装冲突，不是社会分化，而是极端天气事件。毫无疑问，现实再一次警醒众人，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正随着气温的不断升高而进一步加剧。

要想在气候变化突破临界点前扭转气候变化趋势，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拿出积极的务实行动来应对全球频发的极端天气。令人遗憾的是，人类似乎还未做好准备来应对已成新常态的极端天气。

“气候临界点”到来？

早在二十多年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就提出过“气候临界点”的概念，即一旦全球温升击穿临界点，气候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将大幅上升，最终打破生态平衡，危及动植物生存，对地球上的水资源、能源、粮食安全等产生复杂而深远的负面影响。

以高纬度永久冻土层的消融为例，俄罗斯、加拿大、北欧等地区永久冻土层内封存了大量甲烷和二氧化碳，甲烷所产生的温室效应能力大约是二氧化碳的25倍，一旦地球温度升高，导致寒冷地区的冻土融化，就会导致这些甲烷被释放进入大气，引起更强的温室效应。

再以亚马孙雨林为例，大规模热带雨林的存在，本身就能够调整湿度和降水分布，即使短暂脱离平衡，也可以通过自身的调整恢复过来，使得自身的生态系统保持平衡。然而，如果全球持续升温，这种自我调节机制就会变弱，全球升温一旦超过3℃，就可能使40%的亚马孙雨林“顶梢枯死”，且这一过程一旦开始，就无法恢复，热带雨林会逐渐退化成稀树草原。毁林使得大气低层暖干气流上升，抑制了大气层中水汽的向下混合，干旱加剧，使得水循环过程发生不可逆的转变，进一步加速植被的森林退化。而在这一过程中释放出大量的碳，又进一步加剧了温室效应。

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区域性气候可能已经越过了自身的临界点，例如北美西部过去20年的高温和干旱几乎是过去1200年里最为严重的时期，这导致区域山火频发，大片森林消失。这些森林是在过去数百年里全球温度比现在更低的环境里生长出来的，在现在变暖的世界里，不见得能恢复原来的物种和生态。

另外，在亚洲中部的蒙古国，持续性温度升高和干旱，再加之过度放牧导致草原退化，已经使当地出现了大规模不可逆转的生态变化，被不少研究人员认为已经越过了临界点。

气候变化加剧了诸如干旱、洪水和飓风等极端天气的发生，改变和污染了生态系统，损害了生物多样性和破坏粮食的收成。所有这些都将对粮食生产和供应产生巨大影响，并危及全球粮食系统的稳定性。研究表明，玉米作物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如果人类不能切实大幅减少碳排放，预计2030年玉米作物产量将下降24%，小麦、稻谷等其他农作物的产量也将急剧下降，将导致人类的粮食供应大幅减少。

极端高温也加剧了能源危机。以欧洲为例，高温之下，民众用电需求激增。欧洲本就面临天然气供应危机，高温干旱又导致水力、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下降。几重因素叠加，让欧洲的能源问题更加棘手。

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写入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确认了发达国家历史排放责任；到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一致同意通过《巴黎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安排；再到2023年11月30日至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在阿联酋召开，并首次对《巴黎协定》实施情况进行全球盘点，人类一直在努力推动减缓气候变化，但依然难以有效遏制加速趋势。

各国行动不一

当前，全球国家已陆续设立了符合各国国情的双碳目标。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和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已经实现了碳达峰，部分发达经济体已经提出了实现碳中和的预计年份，实际上有138个国家设定了碳中和目标，其余的国家设定了碳减排量目标，极少部分国家还未设定目标。

美国实现碳达峰的时间是2007年，实现碳中和的时间为2050年，欧盟实现碳达峰的时间为1990年，实现碳中和的时间为2050年，加拿大实现碳达峰的时间为2007年，实现碳中和的时间为2050年，韩国实现碳达峰的时间为2013年，实现碳中和的时间为2050年。日本、澳大利亚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时间分别为2013年和2050年、2006年和2040年。

我国计划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约比欧盟实现碳达峰晚40年，比美国晚23年，比日韩晚17年，之后，我国计划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仅比发达经济体实现碳中和晚10年。

作为《巴黎协定》的积极推动者，法国不仅将其视为执行节能减排的重要准绳，更将其作为撬动多边外交与抢占转型发展新赛道的重要机遇。但是，由于受到新冠疫情、地缘政治与能源危机等多重因素影响，“从巴黎到迪拜的道路并不平坦”。

经过多年的政策调整与格局塑造，法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广可再生能源、塑造新兴绿色业态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果。统计显示，当前，法国温室气体排放正处于下行区间。同时，法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也频下重注，包括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推广电动汽车，支持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等。

在能源领域，法国计划到2030年将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传统燃料在能源消耗中的占比由目前的约60%减少至42%，整体能源消耗到2050年要比2021年减少40%至50%。同时，法国还将恢复核能和加快可再生能源部署作为能源转型领域的两大优先事项。一方面，在2027年前关停并改造最后2座燃煤电厂，将现有核反应堆的使用期延长为50年至60年以上，建造6个三代核反应堆，并在2026年底再建8个。另一方面，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布局步伐，到2035年将太阳能发电的部署力度提高一倍，实现75千兆瓦以上装机容量；到2025年，实现18千兆瓦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到2035年，将陆上风电装机容量翻一番，达到40千兆瓦。此外，同步推动沼气、地热、生物燃料等部署与开发力度，确保工业、供暖与交通领域的脱碳进程。

与法国的积极应对相比，英国首相苏纳克似乎在着力淡化英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包括推迟原定于2030年生效的新汽油和柴油汽车销售禁令，大幅削弱到2035年逐步淘汰燃气锅炉的计划，以及不再更新针对房屋建筑的能源效率法规。

英国是第一个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2050年“净零”目标的国家，自1990年以来，随着燃煤电厂的关闭和海上风电的兴起，英国的碳排放量下降了近50%。苏纳克称，他仍然致力于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同时他也表示，英国可以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放慢进度，因为英国“远远领先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

美国作为全球经济体量最大、发展程度最为先进的发达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特别是美国的承诺表态和行动做法不仅将对发达国家产生示范效应，而且将为国际社会带来期待和信心。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是迄今唯一退出过《巴黎协定》的缔约方，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立场上出现过重大倒退，严重削弱了全球气候治理国际合作的信心。尽管2021年拜登政府宣布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但这难掩美国气候政策的摇摆性，尤其是在两党竞争的政治格局下，气候问题已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性议题，而是一个被高度政治化的议题。

不久前举行的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首场候选人电视辩论就是一个最好的脚注——尽管《纽约时报》事前强调“没有哪场选举比拜登和特朗普之间的对决更能影响气候变化”，但两位候选人也只是把很短的时间留给了气候议题。《高温会先杀死你》一书的作者杰夫·古德尔在社交网络上的无奈或许代表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想法——两人“讨论高尔夫的时间比讨论气候的时间还多。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其他发达国家的表现也不甚理想。自1990年以来，加拿大已经制定了九项气候计划，但未能实现目标。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在2022年3月29日发布了一项全面的2030年减排计划，列出了该国将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以期在本世纪末将气候污染减少到比2005年水平低40%至45%，人们批评该计划存在诸多缺陷，严重低估了当前国内的碳排放量，且需要化石燃料公司在碳捕获技术等方面做出巨大改进。

据气候行动追踪机构（Climate Action Tracker）在2023年7月17日更新的报告称，韩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总体评级被列为“严重不足”。进一步说，韩国的气候政策和能源部门规划仍然缺乏必要的速度和严格性，无法走上符合《巴黎协定》1.5升温限制的道路。

事实上，自打尹锡悦就任韩国总统之后，韩国的气候政策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203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被进一步下调，还推翻了之前100%可再生能源的设定目标，因为该目标“过于昂贵”。

中国方案福泽世界

在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中，中国一直是坚定的行动派。不仅在国内推动可持续发展走深走实，而且积极与各方合作，不断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稳定动能。中国已提前超额完成2020年气候行动目标，并将用全球历史上最短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特别是当前中国正大力推进的绿色低碳转型，并不仅仅是技术层面、能源层面的转型，而是涉及整个社会体制机制，涉及经济、文化、金融等方方面面的转型，这可以说是中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的重要战略性决策和重要行动表态。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我国有条件创造有利于新能源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产业生态系统，使得中国新能源产业在短时间内异军突起。新能源上中下游企业间如同转动的齿轮，彼此咬合、环环相扣，牵引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飞速跃升。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连续多年跑出加速度，在持续激发中国外贸新动能的同时，也增强世界各国的新能源技术普惠性，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坚实技术支撑。

把尚存的化石燃料深埋地下，给世界提供更多安全可靠、价格平易近人的新能源产品——中国正以新能源的大规模迭代运用，努力推动自身乃至世界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按照国际社会的主流观点，应对气候变化需坚持减缓与适应并重。

在中国，植树造林成为美化环境、修复生态、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通过60余年的造林、护林、营林，从“一棵松”到茫茫林海，几代塞罕坝人驰而不息、久久为功，改变了曾经风沙遍地、苦寒少雨的小环境，成为中国北方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进入21世纪，一些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追逐立竿见影的经济利益，不惜大面积砍伐森林。已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的中国，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启动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令蓬勃的新绿连点成线、串珠成链，为地球家园增添生机无限的“中国绿”。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方面，中国始终坚持正确方向，积极作为。例如，通过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保护珍贵的生态资产，提升中国供应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的能力。再如，通过筑牢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将应对气候变化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推动高质量发展。各地在千帆竞发、万壑争流中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中国希望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让整个世界都能从可持续发展中受益。

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再到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中国正以大国应有的历史使命和道义担当抗击地球暖化趋势，为全球气候治理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