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合作：历史照进未来

下图：塞尔维亚当地时间2024年6月7日12时，中国研制的匈塞铁路高速动车组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泽蒙车辆段亮相。

上图：2023年6月15日，江苏连云港，一列满载集装箱的中欧班列从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发车。

唯有坚持“合作”这一主基调，以此来连接亚欧大陆的东端与西端，大家的日子才会更好过。

主笔｜姜浩峰

中国商务部于6月22日发表声明称，中国与欧盟商定将磋商电动汽车关税问题。同日，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在北京会见德国联邦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哈贝克此次访华之旅，还与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进行会谈。他在京再次重申，德国不赞同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的立场，称德国将向欧盟委员会转达中方关于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提议，期待中欧双方以建设性态度，通过协商谈判，找到符合世贸组织规范的解决方案。

回顾中欧合作的历史，就不得不提到德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引进小汽车生产线时，几经比对，最终选定德国大众公司的桑塔纳，由此共同成就一段传奇。原本在德国濒临停产的桑塔纳生产线，不仅在中国生产，且以“屁股底下一座楼”的高价——单辆车价格超过20万元，令厂商赚得盆满钵满。当然，也令中国汽车行业开启追赶西方的历程。

某种程度上说，颇有风水轮流转的意味——如今的中国电动汽车出口欧洲，已经令欧盟方面一些国家感觉到颇大的压力，这些国家的一些车企，当年想步德国车企后尘，将本国的汽车生产线挪到中国，或者直接向中国出口整车以谋取超额利润，可因为种种原因几经努力未能如愿。如今，他们成了希望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主力。

与此同时，《新民周刊》记者注意到，欧盟一些国家在与中国商讨各种关税问题时，是在以农产品等与中方谈条件。这与当年又是一种180度变化——当年，中国曾用大米等农产品与欧洲的一些国家置换铁路机车车辆这样的工业产品。

从中欧合作的历史来看，互通有无当然是主基调。各自拿出的产品的变化，当然与各国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的快慢程度等等有关。而当历史照进未来，则能看到，唯有坚持“合作”这一主基调，以此来连接亚欧大陆的东端与西端，大家的日子才会更好过。而诸如能源转型、绿色低碳、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等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最大贸易伙伴之路

6月伊始，多瑙河上的明珠——布达佩斯开始进入夏季。中铁电气化局匈塞铁路项目的安质员冯鑫和徒弟张坤沿着线路开始巡察。这是“护鸟队”成立以来的第87次巡察。“我们不仅仅要建好这段铁路，更要爱护这一方水土。”冯鑫如此表示。

匈塞铁路的部分区段临近匈牙利最重要的国家公园——小孔沙格公园。这一片平原湿地是鸟类的天堂。在巡察过程中，师徒二人发现铁路线边的一棵大树顶端站着一只有点像老鹰的动物。仔细看，冯鑫辨认出这是一只白肩雕。再仔细观测，二人找到了雕巢。怎么办？如果雕巢继续留在这里，会影响线路安全、施工进度。最佳办法，就是在3公里外为之建一个人工的新家。在诱导白肩雕乔迁后，既不影响其繁衍，又不影响施工进度……

冯鑫、张坤师徒忙碌之际，当地时间6月7日，中国研制的匈塞铁路高速动车组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泽蒙车辆段亮相。这是中国铁路技术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TSI）对接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标志着中国高速动车组首次进入欧洲，中国高端轨道交通装备走出去取得重大突破。反正，目前的中国铁路与匈牙利方面的合作，以及从2011年开始向法国、德国等出售铁路车辆，已经证明，中国铁路已经与欧盟国家有了多方位对接。而回看当年，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欧盟的“版图”没有今日之大，当年的匈牙利还处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而非欧共体成员；而欧盟的前身欧共体与中国的生意往来，也不似如今这么紧密而庞大。

追溯今日欧盟之历史，可从二战之后、20世纪50年代欧洲煤钢共同体开始。1951年4月18日，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以及西德在巴黎签署为期50年的《关于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条约》。次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成立。接着，1959年，欧洲投资银行在布鲁塞尔成立。及至1965年六国签署《布鲁塞尔条约》，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共体才算成立。

上世纪60年代中叶的中国，虽说与当时的欧共体六国，乃至英国等欧洲大国多多少少有一些贸易往来，但双方总体上依然相隔遥远。1964年1月，中法建交。这当然是石破天惊的大新闻。从商贸的角度看：1965年春，中国先后组织参加里昂博览会和巴黎博览会，向法国人民展现精美的中国艺术品；同年11月，法国又在中国举办了工业展览会，这对当时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某些技术封锁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真正与欧洲展开持续增长性的合作，则要到20世纪70年代。1973年9月，时任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这是法国国家元首首次访华，也是西欧大国中第一位国家元首应邀访华，当然也是欧共体国家中首位访华的领导人。蓬皮杜访华结束时中法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中法关系的发展符合两国利益，并且是对和平事业和改善国际关系的积极贡献。公报还表示，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中法两国在技术、石油化工、航空、机械、电气工业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1974年底，北京与巴黎之间开通航线，进一步密切了两国在各领域内的交流与合作。时隔不久，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建交。那时候，欧共体已经经历了1973年的第一次扩编——丹麦、英国、爱尔兰已经加入进来。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赵晨看来，当年的中欧建交，其实已经将经贸合作置于基石地位。赵晨表示，回顾近半个世纪历史，中欧双边贸易可分为三个阶段——

1975年到21世纪初是起步阶段。中欧经贸合作正式起步并平稳发展，欧洲企业发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广阔市场——中国。而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则从欧洲获得了急需的先进工业制成品和高科技设备。正是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1978年中欧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成立。接着，1985年《中欧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签署，为双方互惠互利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这一时期，欧洲经历了希腊于1981年加入欧共体，西班牙在退出欧共体后，又于1986年与葡萄牙一起加入欧共体。直到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获得通过，欧洲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初步实现，亦即欧共体蜕变为欧盟！

2001年到2009年，是中欧双边贸易的高速增长阶段。“经过与美国和欧盟的谈判，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开始全面融入全球市场，中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赵晨说，“中欧双边货物贸易额2002年仅为867.5亿美元，2005年达到2173.1亿美元，3年翻了2.5倍，究其原因，是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与欧洲的资金密集型产品形成了良性互补。这期间，欧盟本身体量进一步增加。比如2002年塞浦路斯、匈牙利、捷克、波罗的海三国等共10个国家完成加入欧盟谈判。这些国家要么是长期半游离在欧洲之外的地中海岛国，要么是曾经的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要么索性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尽管本世纪初这些国家的总的经济体量并不大，然而多多少少给欧盟的总的经济体量带来增量，市场有所扩容，也给中国与欧盟经贸数据带来增量。2004年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一地位维持了15年，直至2019年！赵晨说，这一年的情况众所周知，英国脱欧了。无论如何评价英国脱欧的利弊，反正英国原本算是欧盟成员中的一个大国。英国之脱欧，单纯从做算术题的角度去衡量，就使得欧盟与中国的贸易量统计数字受到影响，这一年，东盟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但在赵晨看来，2010年至今，仍可以算作中欧经贸的稳定增长期。“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后，中欧贸易克服多重困难，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形成价值链融合的新格局。”赵晨说，“随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中欧双方进出口开始双双集中于机械设备等中高端制成品，虽有竞争但彼此合作力度更大，这体现在产业内贸易活跃、中间品贸易比例高等指标上。中欧大量企业在行业内及上下游行业建成了巨大且富有韧性的合作网络。2020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

如何尽量避免相爱相杀

回看历史，1985年，《中欧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签署,为双方互惠互利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此后，1995年欧盟委员会发表《中欧关系长期政策》，希望同中国发展长期合作关系。1998年，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文件，支持中国尽早加入世贸组织。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确实与欧洲建立了长期经贸往来以后，欧盟时常地以安全技术标准、反倾销等理由打压其认为需要打压的中国商品。

2002年欧盟成立“欧洲食品权力机构”，统一管理欧盟内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事务。当时，该机构就开始对中国产肉禽实施逐批检验，中国的花生酱、茶叶等产品也多次遭到欧盟快速预警机制通报。记者在贵州遵义采访期间，曾听闻当地茶叶厂商为了达到符合欧洲技术标准，而索性专门以欧盟标准而开创一种绿茶制作，主要销往欧洲。“这种茶叶在我们贵州，乃至在全中国来说，销路都不算特别好。中国人对绿茶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比如我们认为绿茶该有不同的形色与鲜香，而且还有明前茶、雨前茶的不同。哪怕种植在山腰和山顶的茶树，其采摘后炒制的茶叶也是不同的。可欧盟的标准是认死理的，而且每一批次都得是一样的。我们做到就是了嘛！不过我们不认为这样的茶叶是优品。”起码在该向欧洲出口茶叶的供应商看来，当年欧盟对中国茶叶的种种“刁难”，是出于欧盟方面的评判标准。也就是他们按照他们需要的货品向中国提出条件。一旦中国的企业按照他们的标准生产相应产品，并符合标准以后，他们是认可、放行的。

但在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部长郭进看来，此轮欧洲对中国产电动车增加关税的企图，与当年欧盟从中国进口茶叶事宜上设置种种障碍不同。毕竟，茶叶本就是中华特产，而汽车的发明地可是在欧洲！欧洲人在接纳中国产汽车方面，得过心理关。另一方面，欧洲又被迫看齐美国。今年5月，白宫发表声明，将对从中国进口的18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此次加征关税涉及钢铁和铝、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船岸起重机、医疗产品等产业，起征时间从2024年至2026年不等。“欧盟正是在西方七国集团（G7）开完年度会议以后宣布将对华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郭进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据我了解，德国、瑞典、匈牙利政府对欧盟启动对中国电动车的调查是持反对意见的，而且德国的企业界如大众、奔驰、宝马是一致反对的，从中似乎也能看出，德法作为这个欧盟两个主体，他的立场之不同。”从电动汽车延伸到其他领域，郭进认为，中欧之间可以谈的内容很多。哪怕法国的一些车企在对华电动车问题上态度较为消极，可要看到，法国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在欧盟内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之一。法国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中法货物贸易首次突破1000亿欧元大关，两国货物贸易总额从2021年的888.08亿欧元上升至2022年的1019.02亿欧元，增幅达14.74%；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法国对华贸易逆差虽然从2020年的72.73亿美元扩大至2022年的100.98亿美元，增加了1.39倍，但是波尔多的红酒、欧莱雅的化妆品、种类繁多的法国奶酪等优质法国产品受到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的青睐。

与此同时，中国与欧盟的关税变化也在发生。郭进说：“2021年，欧盟32国对华取消‘普惠制关税优待’，但中国仍享有入世后自动获得的世贸组织（WTO）最惠国待遇，货物出口到其他成员国时适用最惠国税率。”这是什么样的信号呢？上海海关学院法律系教授、上海市法学会海关法研究会副会长朱秋沅称：“我们在出口时，不仅要考虑当前的盈利，还应该从长远和全局考虑，理解当地的法律理念，体现贸易合规和有序性，考虑对方的容量，更合理地进行市场布局，这将有助于实现行稳致远。”朱秋沅提醒，随着贸易量的增加，欧盟市场上开始对我国产业发展采取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在一些情况下涉及较长的立法过程，尤其是在欧盟采取普通立法程序的情况下，从前期欧盟委员会酝酿提案文本到最后生效实施甚至需要不少年。“但国内对这些措施往往在法案生效前后才突然成为热点，等到法案已经生效，可用的应对措施就很受限了。”朱秋沅称，“对于中国出海企业而言，前摄性地参与当地立法和合规经营不仅关乎眼前利益，也关乎企业与产业的长远发展。”这一点，对于许多行业来说，是需要未雨绸缪的，也能尽量避免相爱相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