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正从细微处重塑日本

东京街头的上班族

日本推出单人办公隔间 图GJ

日本站在又一个抗疫的关口，首相菅义伟将于7日决定是否宣布东京都和周边3个县进入紧急状态。

生活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日本人本应处变不惊，但眼下心情越来越复杂：熟悉的“日常”恐怕短期内难以再回。从抗疫到工作，乃至于他们熟悉的社会和国家，都被疫情深刻改变和重塑着。

居家办公渐兴起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居家办公对日本社会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这一趋势正在成为新的“日常”。

“起初这令人困惑，但对像我这样忙于工作和抚养孩子的人来说，远程工作是个不错选择。”37岁的大谷真理子是一名品牌营销人员，也是2岁和4岁儿子的母亲。以前她每天通勤要花两小时以上，现在她很少去办公室，大部分时间在家工作。

“虽然在家工作，但可以与家人共度时光，这给了我适当的心理平衡。”大谷相信，远程工作将成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重要的不是在哪里工作，而是如何工作。”

但也有不少日本人发现居家办公没那么容易，这不仅因为数字化进程在日本的滞后，还出于日本社会强大的传统和习惯。

网络经济研究机构“东京商工”去年7月对14300家日本公司调查后发现，尽管政府呼吁控制病毒传播，但仍有42%公司从未实行过居家办公。即便是去年春天“封城”期间，东京的通勤火车仍然挤满人。

“在这个国家，你仍然必须亲自露面。”有美媒感慨。日本的工作文化要求面对面互动，“盖章文化”也让一些上班族不得不奔波于公司和家之间。调查显示，没有远程办公的日本企业中，77%企业认为最大的理由是“远程办公不方便盖章、处理书面文件”。

但为了抗疫，日本正在酝酿一场“电子印章风潮”，不少企业开始改签电子合同。

自杀率大幅上升

也有人更多看到的是“无常”，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和孤单。

43岁的小林惠里子对“自杀”这个沉重的词并不陌生，22岁时她曾因难以承担东京的房租和生活开支自杀未遂。如今她找到了稳定的工作，还出书谈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但过去这一年，新冠病毒正在带回她曾经感受到的压力。“我的薪水被削减了，我看不到隧道尽头的曙光。”小林说，“我经常有危机感，有可能重新陷入贫困。”

疫情之下，失业、社会孤立等问题让一度下降的日本自杀率大幅上升。警察厅统计数据显示，仅去年11月日本自杀人数就高达19225人，远超日本累计新冠死亡人数。

调查显示，日本女性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大。日本自杀预防中心代表董事清水靖之说：“经济与就业困难、抚养孩子与家庭暴力等都可能是导致女性自杀率上升的原因。”

更痛苦的可能是无人倾诉。“让别人知道弱点是可耻的，所以你把所有东西藏起来，然后忍受。”小林谈到日本的耻感文化，“我们需要营造一种可以显示自己的软弱和痛苦的文化。”

疫情也让日本社会中的一些裂痕更加明显，比如非正式雇佣问题。

十多年来，日田节子一直在东京地铁贩卖亭里工作，但始终只是非正式员工。在知道正式员工的年度奖金是她的四到五倍后，她于2014年提起诉讼。去年疫情期间，她等到了判决——最高法院认为，她的雇主没有义务向她提供与正式员工一样的退休金。

非正式员工在疫情之下的裁员中首当其冲，而日本女性劳动力中有超过一半是非正式员工。虽然日本法律规定公司在对待员工时应避免“不合理”的差异，但是语焉不详。这一纸判决让日田感慨：“我们都是一次性的（员工）。”

悄悄离开大城市

有人挣扎在“无常”中，也有人重塑“日常”。一些日本人重新审视工作，开始追求更平衡的生活，离开大城市的风潮悄悄兴起。

去年春天，当疫情暴发导致大米和方便面从东京超市消失时，36岁的冈田薰决定离开。他选择定居在中部城市长野县佐久市，依旧做在线零售和出口业务，同时在共用农场种植蔬菜和水稻。他说：“靠近食品生产中心并与农民保持联系，给了我安全感。”

41岁的糕点师南条美耀也离开了东京，计划在长野县松川镇开一家咖啡馆。南条是一名单身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在她工作的糖果店因疫情关闭，在卡车制造厂工作的儿子也失业后，从东京搬到长野县。南条觉得自己能重新开始是幸运的，“没有必要坚守东京，那里有很多很多人自杀”。

去年9月有30644人搬出东京，同比增长12.5%，27006人迁入东京，同比下降11.7%。这在东京历史上是创纪录的。

人力资源公司圣保那人才服务集团首席执行官南部靖之表示，将在2023年前把公司总部和1200名员工迁至淡路岛，那里是他的家乡。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公司和员工改变关于工作和生活平衡的观念，这种搬迁趋势将继续下去，“这是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变化”。

本报记者 吴宇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