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傅高义未竟的咖啡之约

陈力行

2020年12月20日是一个不平静的日子。上海文汇出版社正式通知我，《为中国而战》中文版已获准出版，即将上市。作为该书译者，我第一时间想到向傅高义报喜，然而，电话和邮件皆无人应答。当晚，我从新闻中得知，傅高义当天在波士顿芒廷奥本医院溘然长逝！

傅高义是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继任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中国驻美大使崔大使称其为“一名杰出的中国研究学者，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突然去世带着遗憾，最终没能看到由他作序、我的译著《为中国而战》出版。想起我与他多年网上交往和曾有的一面之缘，相邀再聚已转头成空，不禁黯然神伤。

2016年中，在剑桥大学中国历史专家、《为中国而战》英文版主编方德万教授的协调下，我同该书总策划傅高义先生取得了联系。听到我要翻译此书给中国读者，他异常兴奋，并表示愿意全力支持。他认为此书的中文版意义非同小可。学术界公认《为中国而战》是部十分重要的论文集，集中了日澳英美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史料丰富，是论述抗日战争最为完整的著作之一。

于是，傅高义协助我联络上了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还请日本浅野丰美教授、东京图片商配合我的翻译写作工作，并替我找到美国地图制图师戴维·雷尼，后者提供了作战地图原稿。

从接触中我深刻体会到傅高义的智慧和见解不仅对学术界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对整个世界来说也是如此。他为中美人民友谊和中美学术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初稿翻译结束之际，我提出要他替《为中国而战》写序。为此，我执意当面答谢。

2017年7月6日盛夏，在波士顿剑桥地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附近，我们终于在“安达拉”咖啡馆见面。这位比我父亲小几岁、身高一米七的九旬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傅高义先生。

第一次见面采用何种语言交流合适呢？我建议用英文，毕竟我们谈论的历史话题用中文来谈，也许对他过于挑战。

想不到老先生半开玩笑地用中文说道：“用日语如何？”很见他的性情。

傅高义通达古今。也许也只有他可以随意拿起电话，与抗日战争这个领域的杨天石、藏运祜，日本的山田辰雄、平野健一郎，西方的黛安娜、麦金农、皮特和方德万等世界顶级二战史研究专家通话。他们的声音几乎可以左右抗日战争的议题。没有傅高义，恐怕不会有历史性的2002年哈佛大学聚会、2004年的夏威夷研讨会和2006年的箱根论坛，也就没有今天《为中国而战》这部著作。这是全明星组合的专家团队，每位学者都是响当当的历史界头面人物。他们不会人云亦云，更不会互相吹捧。况且大家身后都背负着当今世界三大经济体的民意和长期存在的偏见和傲慢。

在咖啡清香和低回的音乐声中，我们谈论的话题却是枪炮声大作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先生高度评价书中西方学者能够客观评价中国战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是个很好的开端，也很高兴看到欧美学者对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行之有效的评价。

谈话间，老先生取出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想不到这么几天他就执笔成文。我既激动又惊讶。他在序言中写道：我个人认为，对于那些对二战历史有兴趣的读者，如果你们需要客观地综合理解抗日战争中的军事历史，《为中国而战》是个极好的开端。

咖啡正浓，我主动聊起是否可以考虑继续论坛这个形式。他兴奋地说道：“太好了，只有交流才能促进了解，希望能够把这个机制传承下去。等《为中国而战》出版后，我们可以具体商量如何操办。到时候我们再在这个咖啡馆见面，呵呵。”

我接着提议，请他留下给此书序言的亲笔签名。傅高义欣然命笔，并严肃地补充道：“等到出版之日，我希望能够去一次上海，在你们的书展上多签点我的名字。”

2020年6月初，我接通了傅老先生的电话，告诉他：《为中国而战》暂时还没有最后审定。老先生平静地回答道：“这很正常，你要耐心。我的一本新书也在等。”

六个月后的冬天，我终于等到老先生和我共同盼望的那一天，然而，傅高义，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已经离我们而去，只有他的签名印刷在《为中国而战》序一的上方。

留下一杯没喝完的咖啡……我谨以出好此书来告慰他老人家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