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谈历史小说创作

马伯庸在活动现场 主办方 供图

“对我来说，最大的乐趣就是我能够把史料中

具有现代性的东西提炼出来，展示给读者看，同时又不违背我所坚持的历史逻辑和历史真实这两个原则。” 12月2日，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文本、图像中的医学”主题会议上，作家马伯庸分享了他在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心得与经验。

◆见习记者 田蕊 整理

报道史料是小说的助力而非枷锁

在主题会议现场，马伯庸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向大家分享了他在小说写作时如何收集、利用史料，并与听众积极交流探讨，现场氛围热烈。

作为一名非常“高产”的小说家，马伯庸创作了《风起陇西》《古董局中局》《七侯笔录》《长安的荔枝》《显微镜下的大明》《大医》等知名作品。随着《长安十二时辰》《三国机密》《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相继被改编后搬上影视屏幕成为热播剧，马伯庸也成了当红作家。

在马伯庸看来，创作一部历史小说时，细节符合史实十分重要。“如果我写一个宋朝人吃辣椒炒肉，但事实上辣椒在明代才传入中国，清代在民间广泛食用，就会影响到读者的阅读体验。”在他早期的作品《风起陇西》完成后，“一个汉中的朋友曾向我抗议，说‘我们这里号称小江南，才不是满眼黄土呢’。那时我历史阅读的积累不够，一些细节处理欠妥，误把汉中平原刻画成类似黄土高原的地方，与实际情形严重不符。”

那么，应该怎样在不违背历史大事实的前提下，创造一个虚构的故事？马伯庸认为，脑洞大开、想象力丰富固然是小说作者的必备技能，但脑洞只是第一步，如果发现某个题材可以发展出故事来，他会进一步挖掘和调研，再进行写作。

在小说《大医》的创作阶段，马伯庸在一年的时间里，天天阅读《申报》，使自己仿佛戴上了VR眼镜，进入民国时期上海的日常生活。“有时我会想，自己到底是为了写小说而去查资料，还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查资料的理由，才去写小说”。

“不过历史小说追求的，并不是完全真实的历史。”谈到文学创作与历史写作的差异，马伯庸举了鲁迅误画人体图的例子——鲁迅在日学医之初，因语言不通，记笔记画人体图时将血管画错了位置，藤野先生为他订正时说：“这样好看是好看了些，可是解剖图不是美术……”

“这个故事也能生动表现出文学创作和史学考证间的差异问题。我们清楚，这并非真实，但如此描写会更吸引人，所以该如何取舍？”马伯庸把自己的写作定位于“在历史中寻找可能性”，他自创了一种历史小说的写作方式，将之称为“三明治式”写法。“我将写作分为三个层面，最上层是大的历史事实，我坚持力求真实；最下层是日常生活的细节，我也坚持力求真实；而中间一层，则是我可以进行想象的空间，它是我创作的故事和故事的主角。”正是遵循这样的写法，马伯庸在浩繁的史料中“寻宝”，将一些细微的片段取出，构思成一个故事，让其再现和复活，并真实可信。小说在史料的加成下更具厚重感，同时，创作者也不会为展现完全真实的历史而影响到故事本身。

挖掘时代缝隙里的小人物

谈及文学创作的缘起，马伯庸笑称，是逃避写毕业论文的痛苦。“我大四快毕业那年，为了缓解写毕业论文带来的压力，就想写一点东西。当时正好在看福赛斯作品集和《三国志》，突然就有了一个想法：写一个三国的侦探小说。”三国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但三国的谍战故事在此之前却没有。“其实仔细想想，大事件背后肯定做过很复杂的情报工作，比如，曹操在官渡之战时如何得知袁绍囤粮在乌巢的？又是如何带兵准确将其付之一炬？”从这一想法出发，马伯庸动笔写了他的第一部小说。

马伯庸曾表示，他去过一个有关三国的展览，他在那里看到了两块古砖，上面由当时的制砖工匠刻了字，表达了东汉末年生活的贫苦，以及晋朝能统一天下后的河清海晏。“这就是那个时代百姓内心渴求。每个人都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会汇成使朝代覆灭的巨大力量。”

这两块砖给了马伯庸十分强烈的感受，让他理解了东汉末年乱世的起源与终结的原因。“历史的主角，并不是我们看到那些贵族、王侯、将相，相反，应该是无数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他们的需求最后会形成历史趋势。这是我对小人物的理解，我就想写这样的人。”在他看来，小人物决定大时代，这才是历史的真相，也是他的历史小说创作中情感、故事的全部初衷和归宿。

回忆起最初创作的小说，马伯庸说：“那时我初尝小说创作，现在看来还是有很多不完满的地方。但它带给我一个创作的方法论，即该怎么在大时代的缝隙中挖掘创作空间、怎么刻画隐藏在历史中的普通人，还有怎么在不违反大的史实的前提下，创作故事小说？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重视故事的时空感与共鸣性

“我一直觉得一个好的历史故事，应该只是指向一个朝代的。”在马伯庸看来，一个故事的发生，必须符合它所在的特定历史时代。“就像《两京十五日》，它必须发生在明代，因为大运河只有在明代才有如此重要意义；再比如《长安十二时辰》，若是在水道繁密的江南，就没必要这么辗转了，所以它一定是发生在唐都长安里的；再比如《长安的荔枝》，要是背景是在已有火车的近代，运送荔枝的故事就不成立了。每个故事在情感上可能是互通的，但放在不一样的社会形态下，就会生产出不一样的故事。”

在小说创作时，马伯庸看中的并非完完整整还原真实历史，而是看重故事是否符合逻辑历史，“一件事也许历史上并未发生过，但如果我说一个人会这么做，大家也不感到奇怪，那这就是小说遵循的逻辑。”

马伯庸在讲谈中分享了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语，即学者解释历史时，需要使用同时代的人所熟悉的语境。“其实小说写作也一样，即便是历史小说，它写的也是一种现代性。我们会用当下社会的价值判断去作判断，这也是历史小说的难点：既要符合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物生活状态，还要考量如今读者们的接受程度。”

至于两者如何平衡，在马伯庸看来，我们并非想寻找和还原过去的事情，而是找寻与今天生活共同的东西，即情感的共鸣，“要找到古代和今天的共同点，找到一个现代人所理解的渠道，去将古人的价值发挥出来。读者会感到，阅读每一行字，都是在阅读自己。”

“对我来说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于我能够把古代具有现代性的东西提炼出来，展现给你们看，同时又不违背我所坚持的历史逻辑和历史真实这两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