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还是不生？”《新生育时代》试图寻找答案

随着出生率逐年下降，生育已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话题。而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她们为何选择“生”？又为何选择“不生”？生育对于女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女性是快乐妈妈还是绝望主妇？令人失望的是丈夫还是婚姻本身？做妈妈重要，还是做自己重要？阻碍女性生育的因素究竟是她们自己，还是整个社会环境？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社会学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蒋莱自2017年起开始合作研究二孩妈妈群体。她们历时5年，深度访谈40多个家庭，用真实的田野调查，聚焦于中国都市女性的生育抉择与母职困境。两人合著的新书《新生育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从70后到90后女性群体的真实故事，记录了她们在生育、家庭与职业发展中的纠结与成长，展现了女性在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多重角色和挑战。

新生育时代“新”在哪里？

蒋莱透露，书名中的“新”字反映了自2013年以来，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全面三孩的政策转变，这些变化对人们的生育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育龄女性也发生了代际上的变化。70后、80后女性非常期待政策变化，甚至有很多人是在等着政策的。但是到了今天，这个育龄人口已经面向85后、90后了——人变了，所以新一代育龄女性是书中关注的对象。

“新一代女性的生育理由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她们更倾向于深思熟虑后做出生育决策。”沈洋举例说道，书中受访者选择生二孩的理由是为了让孩子有个伴，而不是出于传统的男孩偏好或养儿防老的观念。

生，还是不生？在过去可能从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变成了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生育和婚姻已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人生阶段，而是成为了需要慎重考虑的选择。两位作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也把自己作为方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与研究并行，跟受访者、读者产生共情。

当成为母亲变成一种职场的“惩罚”时，女性的婚育观念也会受到影响。在书中，蒋莱、沈洋深入探讨了“母职惩罚”对现代女性生育选择的影响。随着二孩甚至三孩政策的开放，女性在招聘时受到的歧视似乎有所增加。

书中不少女性受访者曾因育儿或与因追随伴侣而遭遇职业中断，女性因照料而遭遇的职业影响在日常生活中也已成为常态。母职的照料属性往往与其经济属性发生冲突，可当照料任务减轻，她们又需要迅速投身于经济生产。然而，她们很难重返因照料而中断的职业生涯，大多只能通过零工、低技能工作来获得经济收入。

蒋莱通过自己的教学经验，发现不少女大学生存在不婚不育的想法，而女博士生则表现出较大的婚育焦虑。她认为，这种焦虑可能源于年龄增长和家庭压力，以及完成婚育对求职的潜在好处。完成婚育的女博士在求职时可能会得到加分，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她们的婚育焦虑感。

而更年轻一代的女性对婚恋的需求有所降低，一些女学生甚至考虑非婚生育，并得到了家庭的支持。这也反映出中国结婚年龄有可能会进一步推迟。

单身生育还是“丧偶式育儿”？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女性在教育和职业上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她们对于婚姻的期待和要求也随之提高。当现实与期待不符时，失望便随之而来。

如今，女性对于婚姻的失望情绪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种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如《再见爱人》等婚姻关系类节目的火爆。节目中，观众不仅仅是在观察夫妻间的矛盾，更是在寻找一种情感的共鸣和宣泄的出口。

沈洋表示，现代女性在婚姻中的困境和对传统家庭角色的反思，使得她们开始寻求新的满足情感需求的方式，比如投身于乙女游戏，在游戏中寻找真实的情感体验。

在这种背景下，单身生育逐渐成为一些女性考虑的选项。虽然目前政策和实际情况还未将其作为主流趋势，但社会对单身生育的讨论和接受度正在逐渐提高。一些地区已经放开了对单身生育的限制，尽管在制度上仍有限制，但实际操作中已经有了一些灵活性。

在探讨现代家庭中父职的新形态以及如何协调家庭角色时，书中发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变化。尽管父职参与度在传统上一直较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观念和家庭动态正在发生变化。虽然制度上的支持可能不足（如“996”的工作制），但人们的观念在进步，父亲的参与度在逐渐增加。蒋莱通过书中的例子——两位全职爸爸的出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在家庭中承担了更多的育儿责任，这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爱意是和育儿的投入程度是相关联的，让男性带娃带得越多，他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越来越爱小孩子。

在家庭中，男性该如何履行父职？在此书发布会现场，沈洋建议男性在考虑自己工作调动升迁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妻子，双方协商能有一个最优结果，而不是以牺牲女方的工作为代价。蒋莱则认为，在亲密关系中，共同维护和提升关系、增强意识和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中，男性可能需要放下一些旧观念，经常反思自己是否带有过时的“爹味”或普遍存在的自负倾向。谢江珊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