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邹志安

余党会

周末去了一趟久违的复旦书店，就是一进复旦大学校门从右手边狭窄通道进去的那一个。其间陈设依旧，没想到我却收获到了意外的心情。在一本书的封面我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邹志安，原来是百花文艺出版社新出版的“百花奖”入围作品集，一共四本，有两本收录了邹叔叔的作品，我都买了下来，一本我自己用来怀念，一本打算邮寄回家给我的父亲，我觉得他一定会想知道这件事情的。

我称邹志安叔叔是因为我父亲有幸是他的老友，而我自己最多只见过他三次面。第一次忘记是在什么地方了，当时我还很小，很害羞，只是在父亲的促导下叫了一声“叔叔”；第二次是在县医院父亲的办公室里，他人很瘦，脸色用现在的话来说肯定是亚健康，但是一双眼睛却似乎能穿透无限的时空，个子有些高，走路时上半身左右地晃动；第三次见面是最难忘的，那时候叔叔已然是礼泉县的县委副书记和陕西省作协的一级作家了，我和父亲搭他的专车从县城去省城西安，那是我第一次坐小轿车，自然是非常的欣喜不安，但还是悄悄地坐在一边听父亲和叔叔交谈。他们终于谈到了我，父亲告诉他我也是很喜欢文字的，能背诵不少古诗。叔叔说，“背一首我听一下”。那时候车子刚出了咸阳，过了渭河大桥，我就说了“兵车行”里的“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吆！这娃还行”，叔叔说，“要多读些，给后锅多准备些汤”。在陕西关中地区，农家的锅台上一般都有两个锅，一个是前锅，用来做饭，一个是后锅，用来给前锅准备热水和其他半成品的。叔叔说给后锅多准备些汤就是打好基础的意思，如果后锅没汤了人们就得去充电，作家就得去采风了。后来“后锅没汤了”这句话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思维的方式和发展。这一点连我父亲也不知道，叔叔也许就更想不到了。仔细想想，有很多故事其实都是这样的。再后来，有一天父亲回家给我一枚金属人头像章，说是俄国诗人普希金，是叔叔出访当时的苏联时带给我的。

叔叔的老家在礼泉县城东的一个村子里，父亲告诉我叔叔初中毕业考试考的很好，原本是可以上高中的，但由于家里穷，和别人作了调换，把上高中考大学的机会给了别人，自己在隔壁的乾县城里上了乾县师范学校了。叔叔毕业后在村子里教了几年书，而后到县文化馆工作，叔叔和父亲就是在这时认识的。那时父亲从北京的一家医院调回到县城的医院工作，但还是放不下手中的笔，于是便和叔叔成了朋友。叔叔作为县委副书记，非常关心县里文化人的生活，父亲就是受益人之一。在父亲的一篇文章受了什么奖以后，叔叔便积极地对县里的相关人员说了县人民医院有父亲这样一个从北京调回来又喜欢文学的人，可是爱人和孩子都还在农村。他知道父亲是碍于情面的人，于是亲自和父亲医院的领导进行交谈，接着又出面给县民政局、公安局等单位打招呼，最终母亲、弟弟和我便“农转了非”，把村里的人羡慕得掉出了眼泪。在知道父亲和县委副书记认识以后，医院的领导还顺利地给母亲安排了一份工作，从此母亲便成了自己做梦都想成为的“干部”。直到现在，尽管母亲早已下岗，但每每提及此事，她还显得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其实我并没有看多少叔叔的文字，在我记忆里的只有《支书下台唱大戏》、《哦，小公马》、《关中异事录》几本，还有一篇被用于2001年全国高考试题的散文——黄土。叔叔的作品主要叙述陕西关中农村生活中的故事和文化，撩起人们的思索。从叔叔的作品里我也许并不能体会出更深的东西来，但我对叔叔的文学有一个印象，这个印象用一个字来说就是“土”，土得就像刚从黄土地里钻出来的，只有深深体味了黄土味道的人才会有那样的气味，那气味因为细腻而生动，因为实在而平静，可惜更多的人并没有机会嗅到。

然而生活总是那么的参差，农历1992年的冬天，噩耗传来，叔叔身患不治之症而英年早逝。陕西文学界刚失去了路遥，又失去了叔叔这样一位战将，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悲痛和感叹。我母亲念念不忘“农转非”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好的人走得这么急了”。父亲问了一句“这是怎么去了？”而后再也没拿笔了。

后来在我读大学时期的一个假期，父亲带我去叔叔西安住所看望叔叔的老母、爱人和孩子。房子不大，于是没有专供叔叔写作的地方，就在那幢楼下的一个通道里，父亲指给我看一个用青砖砌起的小屋，高不足两米，有两扇极小的门，父亲说那就是叔叔写作的地方。我从门缝里望进去，里面隐约有一张旧桌子和一把椅子，而面积约有三个平方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