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留法勤工俭学浪潮从浦江之滨掀起

黄浦码头今为秦皇岛路轮渡站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巴黎华侨协社是勤工俭学学生初到法国的主要聚集地

上海赴法航行路示意图

邓小平留法期间先后在巴耶中学等地学习和做工

100年前莘莘学子便是从这踏上留法勤工俭学之路

邓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在工厂做工的档案卡

1920年5月8日，毛泽东（左七）等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上海半淞园欢送次日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

今秦皇岛路32号（黄浦码头旧址）俯瞰图

1918 年8月11日，毛泽东写给罗学瓒的信中（部分）提到筹措赴北京、保定、法国的经费等事宜

本报记者 孙云

100年前的浦江之春，“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让第一次来到上海的青年毛泽东感慨万千。1918年，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次年3月，当第一批由海路赴法的中国勤工俭学生乘上日本“因幡丸”号邮轮从上海出发，离开北京准备返回湖南的毛泽东专程绕道上海，欢送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生。满怀着师夷长技振兴中华的抱负与期待，青年毛泽东与旅沪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半淞园开会，《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如是记录：“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

气象记录显示，1918年底至1919年初期间的连续阴雨更甚于100年后的去冬今春，正可谓是“百年一遇”。当连续的阴霾与恼人的冬雨终于散去，勤工俭学生们的救国激情与梦想交织着绿草碧波中的满目春光，给满目疮痍的大地抹上了一缕黎明的曙光。

100年后的这个春天，上海的党史研究部门和学者挖掘整理出许多史料，重现浪潮中的一朵朵浪花：勤工俭学一词的来由是什么？他们是从哪里出发的？曾设法筹措旅费的毛泽东为何最终没有赴法？……带着人们关心的这些话题，记者借“上海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学术研讨会在黄浦码头旧址举办之机，采访了已就此发表多篇研究文章的上海文史学者陆其国等专家。

“勤工俭学”一词从何得来？

1919年3月17日，89名学生登上“因幡丸”号邮轮，在下等舱里经英国伦敦转赴法国巴黎，成为这场意义深远的留学潮的第一批弄潮儿。

这场运动是如何命名为“勤工俭学”运动的？陆其国向记者介绍说，自从10余年前在旧书摊上买到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书籍后，他又陆续收入1997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纂的《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图录》及相关诸人的日记编著、传记生平等史料，通过广泛比对可以证实，后人所熟知的“勤工俭学”一词正是从这次运动中得来。

1881年出生于河北保定高阳县的李石曾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导人。据参加“上海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学术研讨会的河北省保定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馆长谢炜介绍，1958年毛主席视察河北省期间曾说过：高阳出了个李石曾，他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出了很多人才，对新中国帮助很大。

1902年，在历任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的父亲李鸿藻安排下，李石曾随同清朝驻法钦差大臣孙宝琦赴法游历，并留下先后进入农业实用学校和巴黎巴斯德学院学习。1909年，李石曾从家乡高阳县招募40名工人来到巴黎，创办了法国第一家豆腐公司“巴黎中国豆腐工厂”。为提高这些工人的文化知识和工艺技能，他在工厂开办了一个夜校。工人白天做工，夜间便学习中文、法文及相关科学知识，李石曾还亲自为学校编写教材并到课堂为工人讲课。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经历，李石曾意识到，白天在学校学习西学，晚上到工厂打工，是中国留学生了解西洋文化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因此，1912年4月，民国成立后，李石曾与蔡元培、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鼓励青年们以低廉费用赴法留学，“输世界文明于国内”，以改良中国社会。北京留法预备学校送出80余人赴法留学后，因受袁世凯政府阻挠停办。为此，李石曾与蔡元培等人尝试在华工中进行工余求学，于1915年6月在巴黎发起成立了“勤工俭学会”，宗旨为“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勤工俭学”由此得名。巴黎豆腐工厂中的豆腐工人，实际上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

在五四运动前，我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不足百人，规模不大，李石曾四处奔走设法推动。《上海晚报》这样记录：“先生（编者注：即李石曾）已向国内外各方面运动筹集巨款，以办华工教育。将在法国二十万华工教成为有用之材，归国做事。”

李石曾等人的奔走呼告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内进步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1918年，毛泽东和蔡和森在湖南长沙组织新民学会，接到老师杨昌济的来信，得知北京正在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可以在巴黎公社的故乡了解俄国和欧洲革命的情况，很快就投入到组织当地学生的活动中来，使湖南青年成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一支生力军，甚至连蔡和森54岁的母亲葛健豪、43岁的湖南教育界领袖徐特立等也毅然赴法，“勤于工作，俭于求学”。

自1919年3月第一批学生在上海登船赴法开始，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了赴法勤工俭学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3月17日至1920年12月底，共计20批约1600名留法勤工俭学生从上海乘船抵达法国。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革命者，他们接触到马列主义的真谛，推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为党输送了一批有充实理论基础和丰富斗争经验的中坚力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这场运动也为近代中国造就了冼星海、郑大章、林风眠等一大批科学文化事业的栋梁之材。

他们为何从上海出发？

“留法俭学会”和“勤工俭学会”均不设立在上海，为何这次留法运动的起点却是上海呢？这与当时的世界局势紧密相关。

陆其国介绍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从中国赴法多从北京乘火车，途经俄国抵达巴黎，快则12天，慢则15天。苏联十月革命后，俄国境内局势不稳，且有国外重兵封锁，赴法陆路走不通了，赴法勤工俭学生只能改走海上，东亚航运中心上海自然成为首选。

黄浦江两岸分布着众多码头，其中，始建于1872年的汇山码头在1913年由日本邮船株式会社重建后，成为当时设施一流的钢筋混凝土码头。1919年3月15日《字林西报》报道，赴法学生将于3月17日上午乘坐“因幡丸”邮轮至英格兰，然后转船赴巴黎。1919年3月17日《字林西报》第14版的航班信息提及，“因幡丸”将于3月17日上午11时从上海出发。上午10点，驳船将从现位于外滩汉口路附近的海关码头出发，把乘客及行李运送到现位于北外滩港运大厦附近的汇山码头“因幡丸”邮轮上。

从汇山码头出发后，邮轮沿途经过中国香港、越南、新加坡、斯里兰卡，再经苏伊士运河到达法国马赛港，留法勤工俭学生再换乘火车抵达巴黎。行程约40天，再加上勤工俭学生多乘专为他们在仓库和病房中开设的廉价四等舱，食宿条件恶劣，一路艰辛，备受考验，甚至于有个别人还没出发，就已被艰苦条件给吓得打了退堂鼓。

陆其国在研究中看到这样一则轶事，1919年10月1日《上海晚报》登载文章说，近日有15名赴法勤工俭学生从黄浦江畔搭乘拖轮到吴淞口，然后登上“博多斯号”轮。不料其中两个学生刚登上大船，就惊叫“冷”，连说吃不消，当即决定随拖轮一起返回，白白浪费“一百元的船票”。回来以后，他们对人说，等俄国战乱平靖后，再乘火车取道西伯利亚赴法勤工俭学。作者忍不住调侃道，“恐怕你们这两位大学生这世也去不成了。因为西伯利亚的气候，盛夏的时候也同上海八九月的天气一样。你们既是这样怕冷，自然这世没有去的机会了”。

当然，这样的人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有志之士毅然决然，从四川、湖南、广东、云南等19省纷至沓来，一批接一批地登上了赴法的邮轮。其中，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查阅《申报》《民国日报》《字林西报》等报纸后发现，20批学生中，有6批在位于今杨浦区境内的黄浦码头登船出发，其中就包括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葛健豪、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人。随着滨江岸线的开发开放，滨江红色文化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杨浦区便以滨江四个党建驿站建设为契机，梳理滨江红色革命史，在服务站展示内容中突出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意义、作用的相关内容，让这段历史被更多人知晓，弘扬红色文化，宣传建党精神。

毛泽东获资助却缘何未成行？

在赴法勤工俭学生中，湖南、四川两省所占人数最多。第一批赴法的湖南勤工俭学生罗学瓒曾在1918年10月16日写给祖父的信中说，推动湖南学生赴法，毛泽东“出力最多，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佩服”。毛泽东既然积极推动和组织青年学生赴法，而且还得到了华法教育会的资助，为何最终自己却未成行呢？

1918年夏，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大部分会员从湖南省立一师毕业了，他们求学求知求真理的心仍然炽热，黑暗现实中的就业前途又很渺茫。恰在此时，毛泽东接到杨昌济教授的北京来信，劝他去北京大学深造，同时告诉他，吴玉章、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正倡导青年利用法国政府招募华工的机会到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收信后，与蔡和森等十余人讨论，决定尽力推动青年学生留法，并着蔡和森先行赴京筹备。同时，他们也通过杨昌济与湘籍名人熊希龄、范源濂和辛亥革命元老章士钊联系，为部分在北京、保定、高阳县预备班学习的学生筹集生活费、路费等。

在“上海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学术研讨会现场展示的资料中，一封由毛泽东在1918年8月11日写给罗学瓒的明信片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与人们熟知的毛体书法不同，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字体较工整清秀，与后期的行草乃至狂草迥然不同。这张明信片的内容也被收录在陆其国收藏的《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图录》中，其中提到了筹措经费赴北京、保定和法国一事，“到京赴法二百元能筹，旅保一百元无着，是一问题……”就在这张明信片寄出后的第四天，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就带着20余名湖南青年前往北京与蔡和森会合，投身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时代浪潮。

事实上，毛泽东作为组织者，与蔡和森、罗学瓒等24人一同获得了华法教育会的借款资助名额，还可向侨工局借款解决路费问题，大家都以为毛泽东也会一同赴法。先期出发的罗学瓒还曾写信劝毛泽东：“惟弟甚愿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学。若少迟延，时光既过，人事日多，恐难有多时日求学矣。”不过，毛泽东却并没有成行，原因种种，既是觉得“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也是因为“母亲重病在家，儿子不能远游”，同时，陆其国还专门撰文指出，毛泽东对于留学目的地，更向往的是十月革命后的俄国。

1920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时，曾在给新民学会成员陶毅的信中写道：“于今尚有一个问题，也很重大，就是‘留学或做事的分配’。我们想要达到一种目的，非讲究适当的方法不可，这方法中间，有一种是人怎样分配。……不然，便重叠了，堆积了，废置了……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错了一些。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

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一般人”和“同志”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他的理解中，两者是有区别的。“一般人”未必是“同志”，这些人出国多为生计，去多无妨；后者则是“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打先锋的人”。接下来，毛泽东在信中写道：“会友张国基君安顿赴南洋，我很赞成他去。在上海的萧子暲君等十余人准备赴法，也很好！彭璜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工读互助团，也是一件好事！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谈到个人计划，毛泽东说他一星期左右先到上海；之后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毛泽东说，他正和李大钊商量，打算继“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后组织“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并相信“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

虽然决定放弃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仍不遗余力组织和推动有志青年赴法。1919年3月，准备返回湖南的毛泽东专程绕道上海，欢送第一批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生。据毛主席身边的卫士田云毓回忆，1958年毛主席视察河北保定时回忆起当年的经历，还说起自己“在去上海的火车上睡着了，鞋被偷了。坚持了两天，到了目的地才买到鞋！”之后，他又先后两次来到上海，为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生送行。

进步浪潮中的大浪淘沙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声势在全国风生水起，不少地方都办起预备学校和介绍机构，煞是热闹。其中，上海作为集中出发地，来沪的赴法勤工俭学骤增，上海也及时设立了一些相应的组织和服务机构。如除了已有的经办留学生事务的社会团体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外，又先后涌现出预备赴法学生之联合会、上海留法勤工俭学会、上海会集所等，这些组织为那些想赴法勤工俭学却苦于不知路径的学生提供了方便。

这些机构均不以营利为目的，例如预备赴法学生之联合会只收取一元会费，就可提供以下服务：“一、初抵上海时之招待；二、代订廉价宿膳；三、得向上海华法教育会报名、缴费、领护照、买船票诸手续之指导；四、得加入国内勤工俭学预备团；五、襄办出发事宜；六、得有留法俭学及勤工俭学各种详情之报告；七、本会敦请名人演讲时，得入会听讲；八、得阅览本会所备之书报。”

如1920年9月10日《时事新报》刊登上海会集所启事：“留法俭学学生与勤工俭学会前已议决，三月送学生一次。本届十月，拟乘巴尔多司邮船赴法之各省学生纷纷到沪。惟是远道来申，零星各处，声气不通。兹有学生数人，现在法（租）界嵩山路五十六号组织中华赴法学生上海会集所。特以连（联）络感情，磋商赴法事宜，并能代办一切从俭行装，兼可膳宿。来沪学生可向该所接洽，自能得其欢迎云。”这些服务对于初来乍到的赴法勤工俭学学生自是方便许多，所以十分受欢迎，一时间学生云集，虽然每人所交不多，总数却也不小，这其中便不免有人动起了贪念。

在以往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研究中，专家学者往往关注于运动对推动中国革命和建党的积极作用，较少提及其中浮沉的渣滓，陆其国却在广泛研究史料后，关注到一起在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生中颇为轰动的洪诚贪污渎职案。

陆其国介绍说，这个洪诚是当时上海留法俭学会负责代订船票及其他事务的一名经办人。1919年9月17日，他在上海《新闻报》刊登启事：“俭学会现决定专任指导之责，凡赴法会员买票、汇款等事，由本会指点，各人自理。且（洪）诚因有要事，日内亦将赴法，一切银钱经手之事自应即日清理。凡已经交款各会员，请每日上午十时至十二时到二洋泾桥本会招待所内取款为荷。”

谁也没有想到，仅仅几天后，《时事新报》“来函”栏却刊登了一则49名勤工俭学生的联名信，他们在8月25日乘“盎特莱蓬”号启程赴法后，发现洪诚贪污舞弊中饱私囊，写信揭发其对外号称代办免费护照，却假称需支付护照贴用印花税及杂费，向每人收费三元。学生事后拿到护照却发现护照没有贴印花，而法领馆也并未收取分文。学生们还揭发说，不止如此，洪诚还利用代购船票、代换法郎等机会从中渔利。例如，对138元的船票私下收取150元的费用；代换300大洋的法郎，有的学生给2278法郎，已是少于官价，有的学生更只拿到1792法郎，缺斤少两得严重。此外，在收取每人5元会费的同时，还另外再收5元，据称是捐助上海华法教育会经费，而且不给收据，这也令留法勤工俭学生们担心：“此勒扣之款是否洪诚中饱，令人不能无疑。”

这封公开信引发读者强烈反响。第二天《上海晚报》即以《良心呀！——灭绝天良的洪诚 死绝良心的洪诚》为题刊文，痛斥洪诚对赴法俭学生高抬船票价钱、克扣法郎换价、私收华法教育会捐款等种种欺骗行为。之后，五名赴法俭学会会员又在9月23日《民国日报》上刊登以《赴法俭学生明晨集会》为题的启事：“定明日新钟上午十时在青年会童子部开会，讨论此届赴法购买船票之困难及上船后种种事务。凡本届赴法诸君皆可到场商榷云。”

洪诚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他当即写信给《时事新报》“来函”栏写信叫冤，还在被会议主席张继派人“请”到青年会会场后，继续为自己辩解。他先是为自己诉了一番苦，说自己四处联络殊为不易，又故作无辜道，要当面责问相关人等为何要对自己恶意中伤。

然而，张继却说出了自己早已经接到“媚南”号船的学生来信，反映洪诚有问题，之后不仅查实确有问题，连多收的3000余元也已责令洪诚退还，兑换成22000余元法郎汇到了法国。如此一来，再想不承认的洪诚也难以自圆其说，在张继一项项的责询后，更是窘迫起来强作辩解：“世界上的人，不晓得办事的人有多难？”“护照每张只收三元，中、法领事馆那里各缴一元，只剩一元，办护照的人给个茶钱难道不应该？”“本会又没有办公费，我为大家办事出门乘车难道不要钱吗？”……

虽然洪诚还想继续待在上海留法俭学会，但早已尽失人心，众人一致推举朱少屏继任上海留法俭学会代表，与洪诚再无瓜葛。两天以后，1919年9月26日上海《新闻报》刊登《留法俭学会发起人张继启事》：“上海留法俭学会已宣告自本月二十四日起与洪诚君断绝关系。所有本会会员除已交入会费两元外，无论何种名义之款项，与定章不符交与洪君者，请通知本会，由本会向洪君索还。嗣后本会之进行，由华法教育会评议员、法国公立学校校长高博爱君担任。赴法诸君可于每日下午四时到霞飞路本会事务所（尚贤堂对面）与高博爱君接洽一切为妥。”

不过，洪诚却并不甘心，又在9月26日上海《新闻报》上以“上海留法俭学会代表”身份刊登“洪诚启事”称：“世界公理一日不灭，此事之是非曲直必可大白于天下。诚处此万恶社会中，不愿再有所论列，从此得卸仔肩亦复何憾。污蔑诚者自有良心上之裁判。但愿本会继起诸君能始终不懈，诚之受赐多矣。”这样苍白的洗白更加激起众怒，还把他告上公董局法庭，最终，洪诚因诈骗罪被判刑二年，后改判以赔偿原告损失银五百两及所有诉讼费赎罪。

经过这次事件，为吸取教训并亡羊补牢，上海华法教育会留法俭学会“为求免公众受人欺骗起见”，在上海《新闻报》发布一则通告，告知赴法勤工俭学生应注意事项。如“船票须各会员亲往法国邮船公司购买，万不可由人间接代办，庶免欺弄”。“嗣后各省有志诸君于船只未定之先，切不可遽行来沪滞候，以免多耗旅费”。此事至此，总算偃旗息鼓。

留法勤工俭学在当时是件极大的事，所以，陆其国查阅旧时资料发现，当时的报章上也多有记载，其中几则趣事也反映了这一运动中有着形形色色的人。

1919年9月22日《上海晚报》就记载了作者在“浴德池”偶然听到的一段对话：两名男子中的一名因为家乡受军阀混战影响，避难来到上海，无所事事，只是混日子而已。另一人便劝他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一番话竟也真的打动了对方，当即表示愿意同去。这说明赴法人等中，也有一些并没有真正明确的抱负和理想，只是因为生活无着而换个地方混日子而已。

当然，类似这样并无明确救国志向只是随波逐流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只是极少数，这一波澜壮阔的运动让大批中国青年走出了国门，接触了国外先进思想。

勤工俭学会中的先进分子如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维汉、王若飞、李立三、向警予、陈毅、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邓小平、李富春等，利用在欧洲的有利条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相继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早期中国共产党员中，具有赴法留学经历而先后入党的党员，最高时占全国党员的20%。他们还在巴黎建立共产党组织，因此，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重要篇章。此外，严济慈、童第周、巴金、徐悲鸿、钱三强、肖三、冼星海等著名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等也都随此浪潮在法国学习和工作过。

今年正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00周年。连日来，多场纪念活动在国内多地和法国首都巴黎举行，再现这段风云岁月。一座以勤工俭学的“工”字为基本造型的雕塑也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揭幕，雕塑正面以群像方式呈现出10余位留法勤工俭学代表人物形象。这座雕塑未来将伫立在邓小平、蔡和森、陈毅等先辈曾勤工俭学过的法国城市蒙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