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路的那盏明灯

远 方

岳阳路，是上海市徐汇区的一条小马路，总长不及千米。

岳阳路的地标建筑，是北端的普希金花园。俄罗斯伟大诗人的头颅，一年四季始终高昂着眼望远方。不过更多时候，我会选择自南向北走。经过中国画院，有时运气好会遇见卖花人。见你上前也不招呼，一辆堆满鲜花的自行车静静停在身旁。这样，我就可以带上一束精挑细选的鲜花，拐进前方的小弄堂，去草婴先生家登门造访。

草婴，是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大家。可叹余生也晚，登门拜谒的时候，草婴先生已经长住在华东医院，不复往昔的健康。每次接待我的，是他的夫人，亲切的盛天民老师。而和盛老师结缘，是通过另一位可敬的老人，薛范老师——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译配者。

2014年的早春，一次行业内的读书分享会上，一个小伙伴推荐了《草婴传》，让我们了解到这位了不起的翻译家。活动结束前，我作为召集人突发奇想，让同伴们集体签名在一张贺卡上，祝先生健康。贺卡写完了，由薛范老师交翻译家协会转递过去。时间一晃到了初夏。薛范老师在社区举办一场苏联老电影《一个人的遭遇》的赏析活动。活动结束后，我为薛老师奉上了一捧鲜花。没想到下台来，旁边一位老者凑到我近前说：“小伙子，你这束花送得很好，不过你知道吗，今天的台下，还有一位更值得你送花。”那天下午，是我第一次与盛天民老师相遇。

“欢迎你来岳阳路做客。我有一本书想送给你。”

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微风的夏日午后。那是我第一次走近岳阳路。两旁的梧桐树叶，和着微风沙沙地响着，仿佛在笑我的拘束。

“草婴没力气签名了。这本书刚刚盖好了章，你看的时候当心一点。”盛老师把一张小小的餐巾纸，小心翼翼地垫在扉页之上，笑眯眯地将书递给了我。“欢迎你再来。”

走在回家路上，我右手紧紧夹着这本蓝色的《安娜·卡列尼娜》。梧桐树叶仍然沙沙地响着，脚步，却随着微风轻快了起来。

自此之后，我成了岳阳路的常客。每次迎接我的，总是盛老师温暖亲切的笑容。在那里，我才真正沉浸在托尔斯泰的世界，惭愧自己早先对俄罗斯文学的阅读是多么浅薄。人到中年，我却仿佛又回到了中学时代，找回了对书的热爱。听盛老师讲过去的事，聊她与草婴的心愿，谈年轻人的理想，慢慢的，我的心灵如同照进了一束温暖的光。

在盛老师的鼓励与支持下，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无论刮风下雨，高龄的她都会第一时间来到活动现场，为我打气。在普希金的铜像前，我们纵情地朗诵自由的诗句；在黄浦江畔，深情朗诵莱蒙托夫的文章。她是草婴先生的影子，春风化雨般教导我，如同百多年前的托尔斯泰，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用文字传递着力量。

五年的时间匆匆而过。2015年秋天，93岁的草婴先生走了。2018年的夏天，90岁的盛老师也离去了。每每想到这里，呼吸就困难起来，心仿佛被瞬间抽离了一部分。十九世纪俄国的知识分子曾经有一句话：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总想，会过去的，想一想，雅斯纳亚·波良纳还有托尔斯泰在呢，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是，我的明灯呢？都不在了。每念及此，不禁泪目。

2017年冬，草婴外国文学教育基金成立。2019年的春天，草婴书房建成，草婴“留一块墓碑，不如留一间书房”的愿望得以实现。2019年夏天，草婴文集问世。一眨眼，时间又到了晚秋，这个桂花不再飘香的时节。

“远方，你来办一个读书会吧。等草婴书房建成了，后面的活动，就拜托给你了。”

梦里，我又回到了岳阳路上那幢精致的小楼，坐在温暖的客厅沙发上。对面，依旧是盛老师亲切的笑脸。墙头，草婴先生还是笑眯眯地望着我们。桌上，一杯香茶呼呼地冒着热气。

“可是，可是，现在年轻人都不读书了……”我喃喃道。“我不知道，我做不好。你们都走了，我，我……”

盛老师站起身，坐到我身边，拉起我的手，轻拍着说道：“我们不在了，书还在呢。”

“你很好，你做了那么多事，你可以的。”她又鼓励着我，一如往常那样。“记得，书还在呢。一定有爱书的人，会的。”

梦，醒了。音，犹在。是的，书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