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理想

要 英

国庆长假过得特别充实。笔者的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吴中杰教授偕夫人高玉蓉教授从澳洲回到上海。聚会、师门之间的畅谈也都离不开文化的主题、学术的探究。八十高龄依然勤奋如青春时的恩师吴中杰教授，还赠送了其最新的著作《鲁迅与出版界》。这让笔者及家人都如获至宝、手不释卷！

品读此书，如同夜光杯下饮美酒、不知不觉中就已醉了。吴中杰教授如数家珍地告知着我们那些鲁迅时代的理想、奋斗和无穷尽的智慧。我了解到了鲁迅先生选择上海的初心和些许犹豫。

1927年10月3日，鲁迅抵达上海，之前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表露心迹。那时，鲁迅对今后的犹豫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而鲁迅先生最后决定是“不再教书、专事写作”！

落户上海后的鲁迅，最初还是有些不满的，时常怀念那边的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和孔德学校图书馆；而且上海也缺乏琉璃厂之类的古书画市场，购买古书、碑帖不如北京方便，以致他有迫切需求时时常要托可靠者购买碑帖。直到1929年9月27日，鲁迅在致李霁野的信中还这样说：“我是否专住上海，殊不可知。”但最后他还是在上海定居下来直至永远！

对此，吴教授的解读是：上海确是全国的文化出版中心，报刊、书店（那时的书店也就是出版社）很多。后来鲁迅在致友人的书信中又提及，当时上海的出版社有四十多家、印刷业也很发达，投稿、编刊、出书都甚方便。而从我的角度来看，上海还有相对便利的市内交通、经常光临上海的国际文学使者如萧伯纳等、对文化图书信息敏感的媒体报道和通邮海内外的充分条件。因此，正如吴教授的评价：作为专业作者，鲁迅先生要从作品的发表和出版的方便来选择居住地了。正是在上海这座现代化城市中，鲁迅虽也受到旧中国黑暗政治的重压，仍出版了很多书籍，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成果！

在上海，鲁迅与出版社接触久了，深知适应文化市场的需求对于出版业的重要性。但鲁迅并不愿迁就市场去制造畅销书，而是从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来推动书籍市场的发展。如青年作家的出道之作和翻译文学，都是难以畅销的作品；但鲁迅认定它们对文学发展有利，就勉力从事。所以，作家和出版家对于文化市场，不但有个适应的问题，还有引导的需要。鲁迅正是在适应和引导的辩证关系中从事出版事业，这正是其理想。

鲁迅的理想，得以在上善若水、海纳百川的上海初步实现了。可从现在生命科学的角度来看，鲁迅先生还是属于英年早逝的。但诗人臧克家在缅怀他时早就精辟地指出：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笔者更觉得：鲁迅先生的出版理想不仅活着，而且在新时代的上海更加璀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