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鲁迅与瞿秋白(徐悲鸿画)

鲁迅《赠瞿秋白先生联》

山阴路133弄12号的瞿秋白寓所旧址

《海上述林》上卷封面

◆李忆庐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虹口四川北路的多伦路、山阴路地区，是租界的“越界筑路”地段，成为租界与华界的中间地带。这一地区的特殊地理格局，成为以鲁迅为首的先进文化的策源地和文化名人的聚集地。

鲁迅的朋友圈中，有一位特殊友人——瞿秋白。鲁迅是著名作家，瞿秋白是共产党领袖，他们交往的时间并不长，从1932年5月第一次见面，到1935年6月瞿秋白牺牲，相互往来只有三年时间。这三年里，瞿秋白曾经数次去鲁迅家里避难；他们合作编书；瞿秋白甚至借用鲁迅的笔名来发表杂文。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岂以时间论长短！历史记载的细节，让后人得以循着他们的足迹，重温四川北路底两人心灵唱和的吉光片羽。

一见如故

1930年5月-1933年3月，鲁迅先生寓居在北四川路底的拉摩斯公寓（今四川北路2079-2099号北川公寓）A三楼一处居所。这幢公寓由英国人建造，钢筋水泥四层建筑。公寓前梧桐阴翳，公寓后面是多伦路，马路对面转角是内山书店。虽然紧邻日军统治据点，不是很安全，但鲁迅一家在这里安静地生活与工作。

1931年初，瞿秋白因肺病发作，被党中央批准留在上海养病。一位文化巨擘、一位共产党高层领袖，他们似很难有交集。

这年的5月初，党中央机关遭到破坏，瞿秋白在茅盾家避难。适时，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来到茅盾家，送来了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瞿秋白一口气读完《前哨》上鲁迅的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当读到“我们要十分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结语时，瞿秋白不禁拍案叫绝：“写得好，究竟是鲁迅！”他恳切地对茅盾说：“我读过鲁迅先生的很多文章，很佩服他的人品和文才，一直无以谋面，始终引为憾事。”

后来，冯雪峰来到鲁迅家，把瞿秋白的情况向鲁迅做了介绍，鲁迅听后也很振奋，他说：“这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他的《莫斯科通讯》，我看过，他翻译的文章耐看。”1931年秋，翻译家、散文家曹靖华从苏联寄给鲁迅《铁流》译稿，鲁迅发现序文没有翻译，感到很遗憾。他立即想起了瞿秋白，便委托冯雪峰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接到序文后，很快译完。鲁迅读后十分满意，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赞扬说：“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笔了。”不久，鲁迅又将俄国作家的剧本《解放了的董吉柯德》转交瞿秋白翻译。译完后，先在《北斗》刊载，后又出版单行本。鲁迅则补译《作者传略》，并在《后记》中称赞这篇译文：“注解详明，是一部极可信任的本子。”

1931年9月，鲁迅将日文版《毁灭》转译成中文，并特意让瞿秋白对照俄文本校读。校读完毕后，瞿秋白不揣冒昧，给鲁迅去了一封长信，以“敬爱的同志”相称，他还在信中表达了相见恨晚的感情：“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像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鲁迅给瞿秋白回信，也以“敬爱的同志”相称。鲁迅和瞿秋白——文字唱和许久，彼此均心灵契合，都急切地盼望着能早日会面。

1932年5月，经冯雪峰引荐，鲁迅在寓所第一次见到了瞿秋白。他们一见如故，倾心而谈，话缘投机，至晚始别，由此开启了一段忘年之交。这以后，鲁迅在日记和函件中，常提到瞿秋白的笔名，如“何凝”“维宁”“维它”“文尹”等，瞿秋白亲切称呼鲁迅为“大先生”。

数次避难

鲁迅寓居在拉摩斯公寓期间，就两次接待了来此避难的瞿秋白夫妇。

1932年11月，瞿秋白所在的紫霞路党中央秘密机关暴露，必须立即转移，深夜实在无处可去，夫妇俩第一个便想到了鲁迅先生。那时，恰巧鲁迅去北平看望生病的母亲，许广平赶紧将主卧让出来，热情地“收容”了他们。鲁迅的处境很艰难，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日军的一颗炸弹就落在他的窗前。但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第一回就妥当地将瞿秋白夫妇隐蔽了一个多月。其间，瞿秋白还特意托人买了一盒玩具赠给鲁迅的孩子周海婴，而鲁迅也在日记中郑重记下：“下午维宁及其夫人赠海婴积铁成象玩具一盒。”

一个多月后的12月23日深夜，陈云受党中央派遣前来鲁迅家，负责转移瞿秋白夫妇。陈云后来在文章中写道，鲁迅将瞿秋白夫妇送至门口，就向秋白同志说：“今晚上你平安地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人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秋白同志答应了。当他们下了一半楼梯的时候，陈云回头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看鲁迅那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上，表现出非常担心其安全的关切神情。

此后，1933年2月，瞿秋白夫妇再次来到拉摩斯公寓鲁迅家避难。这次适逢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来到上海发表演讲。鲁迅和瞿秋白都想把这些文章辑录成册，以纪念中国文坛上的这件大事。他们很快投入工作，先由许广平到报摊上将相关的文章全部搜罗来，然后和杨之华共同剪贴，再由鲁迅和瞿秋白编辑，鲁迅作序，瞿秋白写卷首语，由野草书屋出版，书名为《萧伯纳在上海》。鲁迅将所得稿费全部资助给瞿秋白。

或许他们总是相聚在突然之间，这让彼此尤为珍惜短暂的相聚。

1933年3月，鲁迅帮忙为瞿秋白租下了北四川路东照里一个日本人住房里的“亭子间”，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住所。3月6日，鲁迅到瞿秋白新居祝贺，并送去了一盆花，以作乔迁之贺，并将清朝文人何瓦琴的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书写成条幅相赠。这时，鲁迅已经将瞿秋白视为肝胆相照的知己。瞿秋白搬入新居，也将条幅挂在自己的卧室墙壁上，以示珍爱。

一个月后，鲁迅也从北四川路上的拉摩斯公寓迁居到大陆新村九号。从鲁迅居住的大陆新村走到瞿秋白寓居的东照里，约两百米，两家的往来更为密切。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在回忆录中写道：“鲁迅几乎每天来看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等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即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格，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驱走了像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闷人气氛。”

几度合作

在上海养病期间，瞿秋白和杨之华全凭党中央每月发给的十六七元钱来维持生活。瞿秋白是国民政府通缉的共产党要犯，不能在社会上公开谋职业，在当时的上海，这份微薄的经济收入，仅等同于一般工人的最低工资。鲁迅有意帮助瞿秋白，让他翻译俄国文学作品，以稿酬贴补贫困的生活。

作家阿英对此回忆道：秋白生活很苦，赶忙译了高尔基的四个短篇：《坟场》《莫尔多姑娘》《笑话》《不平常的故事》，想印一本书，换一点稿费。时值合众书局初创，需要买稿，便由我把他的原稿和鲁迅《二心集》的原稿拿去。书店只为赢利，几天后，先把《二心集》的稿费付了，秋白的稿子却拖着不解决。鲁迅知道后很生气，他告诉我，秋白的稿子必须买下，否则他的《二心集》要拿走。这样，几经交涉，总算“开恩”，抽买了一篇《不平常的故事》，稿酬也较高，千字三元。

当时，瞿秋白是被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领袖，因而，他的名字是不能公开见诸书报刊的，他希望借助鲁迅的笔名发表杂文。鲁迅亦直面淋漓的现实，1933年三四月间，将瞿秋白的杂文以自己的笔名“何家干”发表出来。于是，后人看到《鲁迅全集》《瞿秋白文集》中，有12篇杂文的内容是相同的。

一个黑暗时代，一段传奇佳话。

瞿秋白在与鲁迅“合作”杂文的同时，潜心研读鲁迅的文章，精心编了一部十四五万言的《鲁迅杂感选集》，全书共收录了鲁迅从1918年至1932年的杂文75篇。又花了四天时间，写成一万七千言的长序。这就是署名“何凝”的名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第一次论述鲁迅“使用的武器便是杂文”，并指出，鲁迅杂文所体现的革命文学传统主要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这篇序言评价深刻，也获得鲁迅的认同，认为这位晚辈懂得了他，因此也特别敬重这位书生气质的革命者。

虽然出版杂文选集会降低鲁迅杂文单行本的销路，但鲁迅丝毫不以为意，反而很重视这本杂文选集，亲自设计版式，安排插图和校对文字。在刚刚收到良友图书公司版税240元时，鲁迅就将《选集》编辑费200元付给瞿秋白，以帮助他们夫妇渡过生活难关。瞿秋白比鲁迅小18岁，但是共同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让他们引为知己。

引为知己

1934年新年伊始，瞿秋白奉命赴江西瑞金。临行前，他向鲁迅辞行，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这天晚上，他们彻夜长谈，鲁迅还将自己的床铺让给瞿秋白，自己在地板上临时搭个睡铺。鲁迅“觉得这样才能使自己稍尽无限友情于万一。”一直到第二天晚上，瞿秋白才返回家中。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龙岩长汀县英勇就义，年仅36岁。

消息传来，鲁迅悲痛异常。此时的鲁迅已是体弱多病，但他强支病体，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搜集了亡友60多万字的译文，并嘱托内山书店将书稿寄到日本，印成两册《海上述林》。鲁迅认为这是对瞿秋白最好的纪念，他说：“倘其生存，见之当亦高兴，而今竟已归土，哀哉。”出版时署名“诸夏怀霜社”，这其中寓意极深：“诸夏”即中国，“霜”为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意为“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瞿秋白”。待到上卷出版后，未等到下卷出版，鲁迅就带着遗憾惜别了人世——《海上述林》也是鲁迅编辑的最后一部书。

后记>>>

瞿秋白到鲁迅寓所避难，以鲁迅的笔名发表杂文，在当时的险恶环境下，是关系到双方人身安全的大事，因而是极其机密的。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广平、杨之华等人的回忆，才逐渐披露这段往事。

现在的四川北路底一带，交通便捷，文化气息浓郁。我们漫步其中，追忆那些尘封岁月的往事，对鲁迅、瞿秋白伯牙子期般的真挚情感，倍感追思与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