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毅平
最亲爱的儿子:
你在舍勒森写给我的那封长信,听说译成中文竟达三万余字,里面尽是对我“劣迹”的控诉。从此全世界、甚至中国人都知道了,你有一个坏脾气不称职的父亲!你把我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你的忘恩负义真是无以复加!
可是你难道从来就没有想过吗,如果没有我这样一个父亲,你怎能写出现在这样的小说?
你说如果你丝毫未受我的影响,你多半会羸弱、胆怯、优柔寡断、惴惴不安,但一定与现在的你截然不同,这样我们就会相处得极其融洽。可是你想过吗,真要是那样,你可能还是会写小说,但还写得出现在这样的小说吗?布拉格有的是小说家,可只有你写得与众不同,这绝对是拜我所赐。没有我对你的打击和重压,没有我投给你的巨大阴影,没有我的咒骂、威吓、讽刺、狞笑、诉苦……你就难以超越其他小说家,你的小说就无法另辟蹊径,你的迷宫世界就无从成形,你的笼子就找不到你的鸟。一个专横暴躁而不知反省的暴君父亲,可说是我这辈子送给你的最大礼物,让你的想象深入无人企及的至暗处。
这里姑举一例。你在信里说,你记得的我第一件不堪之事,是有一天夜里,你老是哭哭啼啼地要水,绝对不是因为口渴,大概既是为了怄气,也是想解闷儿。我严厉警告了你好几次都没能奏效,于是一把将你拽出被窝,拎到阳台上,让你就穿着睡衣,面向关着的门,一个人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你说从那以后,你确实变乖了,可心里有了创伤,你无比惊骇。那之后好几年,这种想象老折磨着你,你总觉得,我这个巨人,你的父亲,终极法庭,会无缘无故地走来,半夜三更一把将你拽出被窝,拎到阳台上。你感到,在我面前,你就是这么渺小……那么我且问你,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你还写得出《审判》来吗?你写道,一天早上,K正躺在自己的床上,却无缘无故地被逮捕了,历经一连串梦魇般的徒劳挣扎,以及神秘法庭莫名其妙的审讯,最后像一条狗一样被处死了……你在信里承认,你在我面前彻底失去了自信,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内疚,有一次你回想起了这种内疚心情,便这样贴切地描写了临死前的K:“他担心他死了羞耻还会留存。”这句话也成了《审判》的定音符。
你看,你都不想想我给了你什么,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你的写作根本离不开我!我们的关系就像是一场漫长的诉讼,一场你永远赢不了的诉讼,哪怕你很巧妙地把它化成了小说,在小说里你还是赢不了我。你在信里也承认,你的写作都围绕着我,从那篇《判决》开始,到《变形记》《审判》,你写作时不过是在哭诉你无法扑在我怀里哭诉的话。这是有意拖长与我的诀别,你想通过写作争取自己的独立,也确实独立地离我远了一截。为此你曾三次订婚而又逃婚,但每次逃婚都催生出新的杰作。结果你却反怪我让你结不成婚,怪我让你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
我很好奇,如果有机会重新选择,你是会要一个“好”父亲,父子相处得极其融洽,成为一个泯然众人的普通作家,还是宁可要我这个“坏”父亲,让你活得像一只甲虫,却催生出一个世界级的大文豪?这就像中国人常说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不可能既要一个“好”父亲,又写出这般荒诞诡异的小说来。
你老说你在我面前如何弱势,但你的信让你掌握了话语权,从此人们只记得你对我的控诉,却无从知道我对你控诉的申辩。这就是会写作的好处,历史总站在会写作的人的一边;而我吃了不会写作的亏,生意场上做得再好又有何用?自从你写了那封信,受到无休止指摘的已不是你,而是换成了我。现在不是你怕我,而是我怕你。因为你的信,我已被千夫所指。
要说你最大的忘恩负义,就是写了那封给我的信,连中国人都读到了,让我丢脸丢到了东方!但我还是决定原谅你,因为没有你的那封信,就没有人能真正读懂你的小说,也没有人能真正了解我的作用。我敢说全世界没有一个父亲,对文学能够有我这样的贡献!可惜除了我们的老乡伊凡·克里玛,能够认识到其间联系的人不多,许多人尽在那里寓言、异化、表现主义地生掰硬扯。
鉴于你的信在中国造成的恶劣影响,我特意请人用中文来回你的信。大概你又要说我刻意打击你了,但你不也写过《中国长城修建时》吗,想必对中文还是略知一二的。如程度不够就好好去学,别老拿“苟不教父之过”来说事,又想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拜托了,我的小寄生虫!
赫尔曼·卡夫卡于布拉格
(代笔者声明:以上内容皆系代卡父立言,不代表代笔者本人的立场;代笔者既不想要这样的父亲,也不想成为这样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