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

张炜

苏东坡从第一次离开家乡眉山开始，就踏上了一条北上之路。总结他的一生，我们会发现：只要北上就是幸运，就是美好的旅程。因为京都在北方，那儿意味着权力和荣耀。比起南方，那里更高也更清爽。南方有湿瘴，而且趋近蛮夷，北方似乎更靠近文明。然而北方之北却是另一番景象了，那里意味着更强悍和更粗犷。以北宋京城汴梁为坐标，苏东坡一生为仕，除了定州算是任职边塞，几乎所有北上的经历都是美好和欣悦的。相比之下，所有南下的经历都充满了不祥，是一次次灾难。

在当时的朝廷眼中，南部是疏离的，多用于不端之臣的流放，只有东南方的苏杭是一个例外，它们离繁华的都城不远，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杭州曾经是苏东坡用心经营和钟爱的地方，这里在当年算是富裕和开放的代表，北宋仁宗皇帝曾经有一句诗：“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赐梅挚知杭州》）。苏东坡对杭州的喜爱无以言表，曾在诗中说，自己好像前生已经到过这个地方似的，到处都像旧地重游一样。他在这里感到了空前的喜悦。此地饮食与风光俱佳，也留下了苏东坡一生最值得夸耀的政绩，成为他最留恋的岁月。好像杭州是为数不多的美地，甚至让他觉得超过了故乡眉山。他把这里比喻为“山水窟”，即自然风光的圣地。

说到对北方的向往，不仅仅因为权力，也还有自然气候之益。在当年，北方气候与今天稍有不同，洛阳与黄河中下游的城市都温暖可人，有繁茂的绿色。比如元好问曾经赞扬济南富有江南气象：“日日扁舟藕花里，有心长作济南人”（《济南杂诗十首·十》）。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城市虽无苏杭一带的湿润和繁华，但也绝非苦寒之地。苏东坡自从走出眉山的一刻就心向北方，直到走进那个梦想的都城。这对于南方人尤其是蜀地人来说，尤其如此。众星环拱的北极星下有一处最为神奇威严、华美隆盛之所，这种想象激励了天下多少莘莘学子。

北方是儒学发源地，是源远流长的正统文化的诞生地，也是威权的象征。没有严谨肃穆的北方，就没有正大的中华思想；没有干爽严肃的北方，就没有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没有权力的笼罩，大地就会涣散以至于倾斜。华夏似乎因为北方而变得更有希望、有条理。苏东坡最痛苦的几个人生阶段都是向南的流放，向南再向南，苦难也就随之层层递进。从京城汴梁到黄州、到惠州、到雷州，最后到琼州、儋州，也就达到了苦难的顶点。苏东坡一生很少发出哀叹，但到了海南之后也不得不说：此地无药，无吃物，无朋友，更无文友。没有可以倾心交谈的人，真是痛苦寂寞到极点。在这个遥远而枯寂的孤岛，四顾途穷，登高远望，水天无际，似乎没有生还的可能。他凄然伤怀：何时得出此岛？

他渴望北上，直等到生命的最后岁月才踏上了北归的道路。

地理与心理有一种奇怪的联系，心理空间与地理空间的关系也颇费思忖。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气质，连接着不同的幻觉。它们的不同究竟由什么造成，作为一个概念又有着怎样的内涵，形成的过程是怎样的，一切都值得细细寻索。从古到今，“北方”的内涵和外延多有变化，但有一部分至今未变，即北方的力量与权威仍然在想象和认知中得到确立。当年苏东坡在父亲的带领下与弟弟一起跨向北方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是一生仅有两次的返乡机会，这在我们今天看来真是不可思议。离开故土难得回返，该是人生的多大遗憾。但是在当年交通工具极不发达，还有繁忙的政务及其他阻碍，难返也就变成平常之事。回家之路遥远又遥远，北上之路坎坷又坎坷，父子三人当年所能够想象的那种壮志得酬、一展宏图的境况，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得到了实现，更多的还是一场空想。

当年好像所有的机遇都在北方，那是一个发展之地、实现之地，是迈向人生巅峰的一个方向。这尽管与今天的想象稍有不同，但大抵还是没有多少变化的：北上仍然是一个强烈的吸引。

从东坡的旅途记录中我们发现，当年最舒适的交通工具是舟楫，陆地行走往往是艰苦的。在少水的北方，他只能骑马或乘坐马车赴任，道路崎岖，敝裘羸马，风刀雪剑，旅程将变得格外漫长。苏东坡晚年贬放岭南，一路南下困苦倍增，部分原因就是陆路颠簸，无奈之下不得不向哲宗皇帝乞求舟行。他的一生似乎都是水陆辗转、停泊或休整，从他的诗作中，可以看到好几次除夕之夜奔波在离任赴任、南下和北上的旅途上。北上、南下，再北上、再南下，从最北走到最南，从荣耀走向沦落。在北宋最南端的“夷獠”之地，苏东坡度过了风雨飘摇的三年，也走向了人生的末路。他的最后日月让人惋叹：再一次北上。

在矛盾重重、坎坷丛生的旅程中，他作为一个大智者何尝没有悔悟、没有痛心疾首的反抗与追问。这一再重复的北上之路似乎昭示了希望，却更多地埋下了绝望。真正的悲剧其实是从离开故乡眉山开始的，北上之路不过是一条伤绝之路。他在一道道诏宣之下不得不重蹈覆辙，战战兢兢地踏上彼岸，踽动，挪移，像最初离开眉山一样，向着一个方向。

等待他的是最后的时刻。诗人的荣耀始于北上，诗人的生命止于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