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烨
“这个月,轮到你给高老师写信哦。”同学群里,曾经的班长@了我。
高老师是我高中的英语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那所郊区中学,他绝对是神一般的存在。那时高老师已年近花甲,比我们爸爸的年龄都大,但处处显示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他约1米80的个头,腰板挺直,双目熠熠,头发一丝不乱,走路大步流星。他穿着当时中年男子常见的中山装,整洁妥帖,不见褶皱,冬天围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五四青年般的意气奋发。
开学没多久,高老师就为我们每个人起了英文名字。不同于现在成堆的玫瑰和天使,他起的名字或励志或形似或神合,每公布一个,都让我们雀跃不已。一女生音色嘹亮,活泼调皮,领名“lark”(百灵鸟)。一瞿姓男干部乐于助人不留名,被命名“cricket”(蛐蛐)。高老师给我起名Lamb(小羊),他说:把莎士比亚戏剧改编成故事集的是英国的Lamb姐弟,他知道我喜爱文学。
高老师的英语课上几乎没有一句中文。上来就是十分钟左右的当日新闻,我们不仅能学到课本上没有的词和词组,而且对于新闻的背景和影响,他都会给予深入浅出的解读。他授课时热情专注,时而神采飞扬,时而内敛忧伤,让讲授的每一个词和句子,都随着他浑厚的男中音,在教室里荡漾。高老师讲课既解释词义语法,也不止于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更是把他对人生的理解、对美好的向往、对虚荣的鞭挞、对淡泊的景仰向学生倾诉。
我们是寄宿制高中,一周中的晚自习,一半时间高老师为我们讲授新概念或者练习英文打字和口语,当然全是免费的。做习题时,他喜欢放着舒缓的背景音乐,由此,我们认识了舒伯特、莫扎特、约翰·施特劳斯……学会了《月亮河》《昨日再来》《音乐之声》里几乎所有的插曲。
那是在三十多年前上海市郊简陋的教室里,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学校里甚至没有电视可看,一群大多数来自农村家庭的孩子坐在那里听讲,心却跟着老师翩翩起舞。
每个周六的第一节必是英语课,因为课后高老师就要回市区的家。这天他会稍显“隆重”:抹点头油、换件衬衣,脸上更有掩饰不住的喜悦。他会开心地告诉我们:Kids,I am going home to seemy wife.Imiss her very much.(孩子们,我要回家看我的妻子啦,我很想念她)当我们叽叽喳喳地哄笑时,他也会如少年般涨红了脸。然后下课的铃声响了,我们呼啦冲向阳台目送他:校门口,他必定回头、潇洒地一挥手,留给我们充满豪情的背影。
高老师的批评方式也很独特。隔壁班的同学因为早恋被开除,他组织我们去看电影,用电影里的故事告诉大家:早熟的苹果不甜。我们曾偷偷溜出校园吃饭、闲逛,被他逮住了,没按规定报告校长,而是被一个一个“赶”上讲台背书。感觉他和别的老师就是不一样,没有世故圆滑,没有故作正经,既讲法度之方,也允许自由生长,可商可量。
那是个崇尚知识改变命运的年代,他的到来为我们送来了清新的风。在他的辛勤教育下,我们班不仅高考英语成绩遥遥领先,而且齐刷刷迈进了大学的门槛。我始终认为,我英语水平的高光时刻是在高中。
上大学时高老师已经退休,我们结伴去看他,他像朋友一样接待我们,去家附近的小吃店吃生煎、鸭血粉丝汤。后来他妻子病逝,我们再去探望,高老师明显憔悴了,却依然干干净净。谈话间,他突然哽咽,快步掩面走了出去。联想到当年那个少年般快乐的他,一种难言的悲伤涌上我们心头。
获悉高老师住进敬老院,同学们相约去看望。敬老院门口,他的儿女满脸歉意:“高老师感谢大家,可他不想让同学们看到他现在的模样……”于是,我们便开始每个月安排不同的人给他写信。每次总能收到他的回信,尽管回信不长,字也不复当年遒劲,但一笔一画工工整整,令人动容。
是的,这才是高老师,率真、坚韧、骄傲,永远的青春模样。尽管那个英挺的背影渐渐模糊,但他说过的话,他刻在骨子里的优雅和昂扬,一直无声地引领着我们,尊重、认同、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