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怀与刚正不阿

蒋金戈

今年的9月11日，是父亲蒋星煜诞生100周年纪念日。

父亲生于1920年9月11日，因病逝世于2015年12月18日，享年96岁。我们在与父亲几十年的相处中，不仅感受到了他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思维，更是深切感受到了父亲浓浓的家国情怀与刚正不阿、不趋炎附势的可贵品格。

改革开放后，父亲在与老朋友的交谈中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总会被问道：您在过去遭受冲击时，如何能看到希望？父亲都是这样回答：“尽管我以及爱人在特殊环境遭受屈辱与不公，爱人还丢了性命，但对于我们国家，我仍旧十分热爱，因为这是我的祖国啊！我热爱唐诗、宋词、元曲，我爱方块字。我甚至在青年时代起就做出一个决定，在任何情况之下，我都不会跑到国外做外国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国打工潮兴起，我们几个子女在父母亲长期教育下，也形成了不崇洋媚外、比较看淡金钱的思想意识，尽管有不少同事来家谈起出国打工之事，但我们仍专心在各自岗位上工作，从未产生过要出国打工的想法。父亲了解到我们的真实想法后，非常高兴，他讲你们能这么想就对了，若你们凭成绩去海外留学，学成归国为国家作贡献我赞成，我会和在美国、日本的老朋友联系，请他们帮助推荐担保，但出国打工我不赞成。此后就连第三代去英、美留学毕业后，父亲也不赞成他们留在海外工作，鼓励他们回国就业。当他们把硕士、博士学位证书拿给爷爷看时，父亲都会摘下近视眼镜，非常开心地用英语念一遍，并连连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父亲自己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但总鼓励支持我们子女参加中国共产党，他总对我们说，党对我不薄。

父亲为人实事求是，作风率真，是一位秉性正直、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是著名戏曲理论家、历史学家和文学作家，是一个典型的杂家，一生共有2千多万字的作品，除了戏曲理论著作外，其撰写的历史人物传记《海瑞》《包拯》《况钟》等，宣传的都是刚正不阿的清官，而创作的历史小说描写的大多数也是这些清官廉政为民的故事。如《海瑞的故事》《包公三掷砚》《李世民与魏征》《大理寺正卿的失踪》《海瑞巧办胡公子》等。

在文学创作中如此，在为人处事上亦是如此。所以，尽管父亲为人十分低调，也曾因为这种性格做过一些得罪人的事。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海瑞》出版，父亲阅读后发现有不少差错，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把海瑞曾任“兴国知县”一职误考证为“兴国州通判”。父亲于是依据有关明史史料写了一篇与之商榷的文章，寄给了《新观察》杂志，文中就作者的多处错误提出了质疑。不料文章没见刊，作者来了封信，回答了有关问题，承认对海瑞史料没有十分下功夫，受到了一些不够确凿的材料影响云云。不过父亲寄给编辑部的稿件便没有了音讯，父亲给杂志社去信想要回稿件，杂志社既不退稿也无回信。父亲认为文章不登无所谓，作者能来信认错说明他有实事求是的学风。可见，在学术问题上，父亲不论对方是谁都敢于较真。

1986年，父亲去山西参加中国古代戏曲学研讨会期间，应当地文化、旅游管理部门邀请，和与会有关专家一起去永州普救寺考察。当时正值普救寺大兴土木重修之际，当地想按王实甫《西厢记》剧本中描写的那样，把一矮墙定名为“张生跳墙处”，把寺内西厢明确为“莺莺所住院落”。特请父亲作为《西厢记》学界的专家当场落笔题词，以示已经过专家考证。父亲心里知道当地是为了从旅游经济出发，出发点是好的，但这样落笔题写十分不妥，艺术创作不等于历史事实，可又不能不题写，那题什么呢？父亲权衡之后，很快就拿起边上早已递上的毛笔，写下了“梨花深院”四个颜体大字，便放下了笔，说就这样蛮好！婉言拒绝了题词要求。现场气氛虽然还是那样热烈，但所有人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回到上海，父亲说，修普救寺搞旅游是对的，可普救寺是实实在在的唐代名刹，而《西厢记》则是一部创作的戏曲故事，我题写了，就会被人确认为真人真事，不能凭空猜想下结论而误导后人，为人处事要有社会责任感。

这便是我们的父亲。谨以此文表达我们对远在天堂的父亲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