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格局加速演变重塑 地区热点持续升温震荡

◆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黑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亡事件，今年在美国掀起大规模抗议活动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左）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0月1日在欧盟特别峰会召开前互相碰肘致意 本版图片GJ

印度困斗连出险招 中印关系跌入低谷

2020年的亚洲地缘政治形势总体呈现缓和迹象，但有一个例外。印度自国内疫情泛滥以来，面对内外交困严峻挑战，莫迪政府不思如何纾解民众困苦，反而在中印边境地区挑起争端，试图转移视线。此种手法在世界舞台上并不鲜见，但奏效者不太多，付出沉重代价者却不少。

印方一再冒险越境

中印边界问题源于英国殖民印度的历史，是复杂的遗留问题，彻底解决需要耐心和智慧。2020年5月以来，由于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西段的加勒万河谷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冒进行动，直接侵犯中方实控地区，导致双方摩擦再起。此后印方又违背双方已达成的共识，再次冒险越境，企图以突然袭击方式达到目的，使摩擦升级为冲突。

多年以来，为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双方无论是一线边防的沟通交流，还是政治层面化解矛盾分歧的安排，都有相应的机制，并一直在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这次印度当局似乎对以往解决问题的方式没有兴趣，无论是多次军长级会谈所达成的共识，还是更高层面如外长防长级别的沟通，都没有令印度一线部队停止进一步的冒险行动。印度军人在班公湖南岸公然侵占中方控制的高地，甚至开枪鸣警，似乎有意要将此次冲突推向危机。

连续采取对立行动

莫迪政府不但对妥善解决边境摩擦缺乏诚意，而且在经济、文化、科技等交流合作领域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对立行动。自6月30日首次发布下架中国互联网公司的部分应用程序后，莫迪政府连续采取了一系列单方面与中国经贸投资所谓的“脱钩”举动，其中绝大部分措施都和世贸组织的规定背道而驰，而且也完全违背工商和投资领域公认的诚信原则。这一方面令中国投资者面临毫无准备的巨大损失，另一方面也摧毁了中印经贸合作的基石。

回顾中印关系的发展，经贸合作无疑是两国关系走上正常发展轨道的重要标志，也是双方领导人共同认定中印是“发展的伙伴”的基本条件。两国贸易从本世纪初约20亿美元年贸易额发展到上千亿美元的规模，为企业和民众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莫迪政府一意孤行连续采取损害中印关系的举措，把边境摩擦推到令两国经贸关系面临危险前景的非理性程度。

莫迪加快向美靠拢

在中印关系大幅倒退中，莫迪政府加快向美国靠拢。印度过去被视为战略自主意识较强的国家，尼赫鲁等领导人强调，印度要想“有声有色”，就不能依附其他强国，这也为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做了注解。莫迪上台后对此项“立国之本”抱着功利主义的实用态度，逐渐使其名存实亡，标志是莫迪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立场。

特朗普提出“印太战略”，拉拢印度的意图十分明显。莫迪政府一开始半推半就，但随着内外交困危机加重，很快选择向美国靠拢，全力迎合美国的假想敌设想，积极参与危险性十足的遏制威慑游戏。在印度主导的印度洋马拉巴尔海军演习中，今年首次邀请了美日澳等国共同参与，10月在新德里举办的印美“2+2”会谈中，还签署了美国通常与盟国才签署的“地理数据分享协议”，至此印度已与美国签署了四项基本军事协定。

印度今年的所作所为，使中印关系迅速下滑，令人担忧的是，这一趋势似乎还未结束。入冬以来，印度向边境地区集结的军队运送了大批后勤物资，声称已做好越冬的准备。中印同为发展中的新兴大国，又同是亚洲具有战略意义的主要国家，构筑好两国合作的伙伴关系，尽管有矛盾摩擦也要坚持和平共处，这对亚洲的地区安全、对国际格局已然发生的百年未有之变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印度如果坚持要依附美国，以为是实现大国梦想的捷径，这种选择的后果以及历史教训，印度应该想清楚。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赵干城

美国社会严重撕裂 单边主义末路狂奔

新冠疫情是对各国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由于美国政府应对错误，使美国成为全世界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全年美国感染新冠人数以及死亡病例数，均占全球约五分之一，死亡人数直追美国在二战期间阵亡将士总数，简直骇人听闻。

在外交方面，美国政府今年更是开历史倒车，不仅拒绝国际合作抗击疫情，公然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而且竭力推卸责任，把一次本应强化公共卫生国际治理的机会变成了污名化他国从而毒化国际关系的严重挑战。

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使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论调沦为笑谈，还造成内部极端撕裂，国际影响力急剧下降。美国面临深刻的内外危机，这直接引发了今年大选的长时间难产，并最终导致特朗普政府的崩盘。

连出昏招

首先，疫情防范严重出错。美国政府低估了新冠病毒传播的巨大风险，总统特朗普最初错误地认为，此次疫情如同一场寻常流感，无需特别防范；纽约州州长科莫更是一度以为新冠病毒只对东亚人种产生危害。美国执政团队不听专业建议，顽固拒戴口罩，直至病毒攻破白宫和五角大楼，大批美军官兵罹患新冠。

其次，美国抗疫的国家能力储备严重不足。在此次新冠来犯之时，美国口罩的国家战略储备只有3000万只，远远不能满足动员全民自卫防范之需，就连一线的医护人员的基本保护也得不到保障。美国在疫情暴发初期，病毒检测能力明显不足，无法准确掌握疫情发展状况。

再次，美国当局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把此次灾难归咎他国，严重毒化了各国就抗击新冠病毒开展合作的气氛。

由于新冠疫情突发，更由于美国政府应对错误，造成了美国人民生命与财产的严重损失。今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产出同比下降约三成，后期虽一度出现好转，但受今年6月“黑命贵”运动影响，民众大规模上街示威进一步加剧了疫情，第三季度的经济产出仍然滑坡。进入第四季度，由于大选期间的持续性集会，尤其是共和党方面的大规模聚众造势，再叠加岁末时段的节假日团聚旅行，美国疫情更是一路攀升，对美国经济造成了空前挑战。

重大分歧

特朗普执政的前三年，美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一些亮点。美国去年的经济增长率比三年前提升近一半，失业率达到多年来的最低，而股市则攀升至史上最高。当然，特朗普团队为取得这些成绩，付出了美国国际地位下降的惨重代价，尤其是动辄以单边主义方式处理国际争议，使美国与整个国际社会的关系跌落到历史低点。由于新冠期间必须采取社交疏离政策，美国的经济陷入困局，加上白宫放弃合作，打压各方，使国内经济雪上加霜，特朗普政府的前期经济成果几乎全军覆没，甚至出现大幅度逆增长。

当前，美国民众对国家发展的方向出现重大分歧。由于特朗普在上次竞选期间做出了一系列极端的民粹主义承诺并在执政期间竭力予以兑现，他在今年竞选中收获了比4年前更多的选票。但由于特朗普严重背离了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奉行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显著拉低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与地位。特朗普以“美国第一”为宗旨的极端施政，引起了更多美国精英与民众的普遍不安。他在新冠之年极其失败的应对，终于成为导致他下台的最后一击。

一意孤行

今年以来，美国在对外关系单边主义的方向上继续末路狂奔，更加放飞自我。自去年美国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之后，今年又宣布退出《开放天空条约》，使美俄之间的战略平衡又失去一个支柱。这项在冷战结束后签订的协议，允许各自开放一部分空域，以便对方进行空中侦察以核查双方对各种武器控制国际协议的执行，是华盛顿与莫斯科共建信任与安全措施的重要努力，也是目前美俄尚存的极少数维持彼此战略互信的机制性安排，但它也在特朗普执政的最后一年轰然倒塌。

即使是在今年全球面临新冠疫情挑战的“至暗时刻”，美国政府也公然宣称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对这个当前全球唯一的跨政府公共卫生机构实施“极限打击”。

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令美国多数建制派十分失望。很明显，当前的美国政府已经完全不顾人类的共同利益，这样的美国已不可能实现“再次伟大”。

美国在新冠之年对中美关系带来了更多挑战。今年以来，尽管中美在年初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定，但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美国迁怒于中国，在诸多方面施加了全方位的压力。特朗普的一意孤行，不仅引起世界不安，也令美国的建制派不满。对华关系如何化对抗为对话，美国如何提高自身竞争力，而非一味打压中国的发展，已成为考验下届美国总统的重大议题。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沈丁立

阿以关系缓和 中东各方再平衡

2020年中东形势既有延续性，也有新发展。美国依然是影响中东局势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特朗普上台以来在总体外交上乏善可陈，却在筹划和推动所谓“巴以和平世纪协议”和打压伊朗方面花了不少心思，精心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颇具“特”色的外交行动。

阿以和解出现突破

2020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为赢取犹太选民及国内相关势力的支持，特朗普继续在亲以和反伊朗两边着力，加快了行动步伐。在美国撮合下，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出现新的突破，阿联酋、巴林和苏丹与以色列先后建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摩萨德局长尤西·科恩11月22日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并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会晤。

在推动阿以关系走近的同时，美国继续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和打压力度。夸大伊朗对地区的威胁，煽动对伊朗的仇恨，也是特朗普政府诱导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走近的惯用手法。美国今年增加了对伊朗核计划负责人及其领导机构的新制裁，并对伊朗高级将领实施定点“清除”。年初，美国悍然暗杀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年末，伊朗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又遭暗杀，国际舆论虽然普遍怀疑是以色列所为，但不少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难脱干系。即使在特朗普已经败选的情况下，蓬佩奥依然出访中东，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共同协调对伊朗实行新的制裁，意在给可能重返伊核协议的下届总统拜登“挖坑埋雷”，阻止这一幕的发生。

需要指出的是，阿拉伯国家有意与以色列改善关系，并不完全出于共同抵抗伊朗威胁的考虑，也不能说是以牺牲巴勒斯坦为代价。事实上，一些国家与伊朗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也坚持巴勒斯坦问题必须得到公平公正解决的一贯立场，这些国家与以色列建交，更多是出于自身利益诉求。在当前全球及地区疫情带来的严峻政治和经济形势下，他们希望通过与以色列改善关系，获得合作与发展的机会。但美国撮合阿以和解过程中，渲染和强化伊朗威胁，挑唆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关系，构建对抗伊朗阵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削弱阿拉伯世界的集体共识，巴勒斯坦问题无疑被进一步边缘化了。

美或重返伊核协议

尽管特朗普政府依然在利用任期所剩的最后日子继续在中东固化其“外交成果”，但中东国家已经把目光投向即将登台的拜登政府，并将根据拜登的中东政策理念调整同美国的关系。

拜登上台后，美国可能会回到民主党执政时期中东政策立场，核心思想是构建起一个各方力量相对平衡、达到互相牵制和相互制约的地区秩序框架。若要实现这一目标，拜登必须改变特朗普的伊朗政策，重回伊朗核协议是必然途径。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拜登也表示会坚持民主党一贯主张的“两国方案”。拜登政府的政策调整可能对美以关系产生微妙影响，但美国偏向以色列的总体政策不会改变。必须指出的是，拜登政府上台后的主要精力将集中在国内抗击疫情及恢复经济运行之上，外交重点也依然是亚太地区，不会在中东问题上投入更多资源，不会改变美国总体上从中东战略收缩的既定方针路线。

新的一年里，中东地区秩序仍将处于深刻的调整变化之中，域外大国及地区主要国家都会加紧根据自身利益对中东秩序进行塑造，希望在未来的地区秩序形成过程中扩大自身影响力，抢占有利地位。从表象看，地区大国间博弈将会持续较长时间，但本质上这是各国力量再平衡的过程。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李伟建

掌舵“日本丸”菅义伟出师不利

2020年9月，“草根”出身的菅义伟接替宪政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安倍晋三，担任日本第99任首相。这是日本政坛近年来最引人瞩目的事件。日本各界希望“日本丸”能在新掌舵人的引领下尽快驶出新冠疫情阴影，让日本经济在令和时代重振雄风。那么，菅义伟上任4个多月来究竟交出了怎样的答卷呢？

内政

果断出手 意外遭挫

菅义伟上任后面临众多内政难题，主要有三方面：如何有效阻断新冠疫情蔓延的趋势；如何给疲软乏力的日本经济注入强心剂；如何确保延期到2021年7月的东京奥运会能顺利举行。菅义伟处理这些难题时雷厉风行、果断出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比如，针对日本中央各省厅条块分割、互相扯皮的弊端，菅义伟任命政坛“炮筒子”河野太郎担任行政改革大臣，要求各省厅提出整改意见；针对日本在数字经济领域明显落后的现状，菅义伟在内阁中新设了数字化厅，任命曾担任科技大臣的平井卓也担任数字大臣。10月26日，菅义伟发表施政演说，宣布要重振日本经济，实行绿色发展，提出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亮出了日本愿意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鲜明态度。

不过，菅义伟的强势运作在获得众多点赞的同时也遭遇了“三连挫”。首先是日本学术会议的任命风波。10月1日，素有日本“学界国会”之称的日本学术会议向政府提交了105名会员的推荐名单。菅义伟只批准了99人，拒绝任命另外6人。这6人在安倍任内都曾反对“安全保障法案”及“共谋罪法案”。日本学术界对菅义伟以政治立场为取舍，试图管控学术界人事提出了强烈抗议。

其次，是前首相安倍的“赏樱会”丑闻。安倍任内每年都邀请“关系户”和老家山口县的后援会成员出席“赏樱会”，他名下政治资金管理团体近5年里拿出900多万日元补贴“赏樱会”前夜的豪华欢迎宴。东京检方近日以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对安倍秘书立案调查，安倍也不得不向国民表示道歉。菅义伟在安倍任内曾一再为其辩解，这一丑闻的发酵让他陷入尴尬。

不过，对菅义伟最沉重的打击无疑是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的失败。菅义伟上任后，大力推行旅游业扶助计划，预算额高达1.7万亿日元。然而，频繁的人员流动却导致新冠疫情出现大范围蔓延。目前，日本确诊病例数已超过20万，日均感染人数逾2000人。菅义伟不得不紧急叫停这项计划。日本民众普遍认为，这一决定来得太迟，政府应该对疫情蔓延承担责任。

2020年9月菅义伟入主首相官邸时，内阁支持率高达65%。仅次于小泉纯一郎内阁和鸠山由纪夫内阁。但从10月起，菅义伟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12月更骤跌至39%。短短4个月里，内阁支持率掉了26个百分点，这在近20年来还是第一次。

外交

稳健布阵 瑕瑜互见

菅义伟的“短板”是外交。他既缺乏在外交舞台上施展拳脚的实践，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也低。菅义伟出任首相后，外交决策重心由首相官邸回归外务省的专业团队，基本上沿袭了安倍时代的外交路线。菅义伟上任后，日本外交“稳”中有变，瑕瑜互见，凸显其两面性的特点。

一方面，日本紧随美国，在推进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QSD）上迈出关键步伐。这固然有特朗普政权为加大遏华攻势百般施压的因素，也有日本政坛“鹰派”势力借新冠疫情蠢蠢欲动的考虑。10月6日，美日澳印外长在东京举行“四方安全对话”（QSD）。这是菅义伟上任后日本担任东道主的首次外交活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会上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11月17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访日，日澳两国签署了允许自卫队和澳军互访、参加训练和联合军事行动的《互惠准入协定》。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

另一方面，日本在稳定与周边邻国关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上凸显出一定战略自主性，这是日本从防控疫情、重振经济的自身利益考虑的结果。11月15日，东盟10国与中日韩澳新等15国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印度此前也参加谈判，但在2019年底退出。日本原先的立场是如果印度不加入，日本也将拒绝签署协定。菅义伟上任后，日本改变了这一立场，从而为这项世界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问世奠定了基础。

“日本丸”即将驶入2021年。由于安倍晋三是在自民党总裁任内辞职的，菅义伟的任期是安倍剩余的一年，到2021年9月30日为止。在有限的时间里，菅义伟如果拿不出日本民众认可的政绩，就只能给日本“一年首相”的行列里再添新丁了。

上海市日本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吴寄南

欧洲一体化现韧性 内部暗流涌动

2020年对于欧洲来说，注定是充满挑战的一年。既有新冠疫情的阴影、对外关系的变局，又有新旧欧洲间的矛盾、围绕“战略自主”的争议，欧洲一体化向何处再度成为热点。回眸2020，欧洲一体化在困难中展现韧性，欧委会和德法力推的“战略自主”建设成果初现端倪，但欧洲内部分歧矛盾仍存，短期仍无清晰路径。

新冠病毒使欧盟面临成立以来最大的考验，今年GDP将历史性地缩水7.4%，失业人数突破1560万人。各国规模庞大的纾困政策，留下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隐忧。疫情初期，欧盟应对“有心无力”，招致舆论的广泛批评。但疫情下的欧洲展现了韧性。欧盟手段频出，包含3900亿欧元赠款的7500亿欧元复苏基金，更是史无前例地迈出了尝试财政一体化的一步。

肆虐的疫情没有中断欧洲推进“战略自主”的进程。在全球大变局背景下，尤其是在美欧关系疏离与英国“脱欧”冲击中，欧盟意识到科技创新浪潮中的身位落后，加紧了追求“战略自主”的步伐。2020年，欧委会连续出台了多个科技和产业政策文件，欧盟外资审查框架正式生效，启动四年的欧盟战略自主建设，推出欧洲数字服务、市场法案。同时，借助抗疫纾困援助资金和计划，将欧委会力推的“绿色”和“数字”内容融入其中，导向明确。

欧洲“战略自主”与深化一体化的勃勃雄心，难掩内部矛盾纷杂，暗流涌动。南北欧洲、新旧欧洲的矛盾在围绕复苏基金的争议中充分暴露。年末美国大选后，德国国防部长卡伦鲍尔更是宣称“欧洲永远都需要美国”，遭到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公开反诘，凸显了欧洲内部对“战略自主”的徬徨与纠结。

欧盟的对外关系也处于变局中。12月24日，英国“脱欧”协议终于缔结，这出长达四年的“离婚”大戏，历经三任英国首相，英欧双方既不愿冒险无协议“分手”，又各怀心计。尤其今年在公平竞争、渔业等问题上的缠斗及一波三折的过程使人不堪回首，可谓剪不断理还乱，磨合仍需时日。美欧关系在特朗普任内深陷低谷，双方在数字税、航空补贴等问题上发生摩擦。随着拜登的胜选，美欧关系迎来了缓和的机会，但受创的跨大西洋关系修复还需时日。俄欧关系出现纳瓦利内中毒案和白俄罗斯选举问题的波折，但总体未有严重恶化，“北溪2号”项目重启，俄欧关系呈现出回暖迹象。欧盟周边局势动荡不安，欧土关系趋于紧张，利比亚危机、东地中海争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冲突，都引起了欧盟的警觉。

回望欧洲这一年来，疫情短期冲击与长期隐忧叠加，推动一体化的雄心和努力与各怀心事的消极声音交织，对外关系稳定的因素与未知的挑战并存。未来欧洲不仅要努力摆脱疫情阴影，复苏经济，还需面对德国政局更替等一系列未知挑战。如何在变局中找准定位，追寻“战略自主”，推进一体化，是道难题。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丁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