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做正确的事”，美方为何缺了些勇气？

沈逸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美国新一届政府入主白宫将近2月，调整对华战略无疑是引发各方高度关注的重点。因而，3月3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的首场外交政策演讲，以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同期发布的“临时美国国家安全方针”备受舆论关注。

缺乏实质内容

无论是布林肯的演说，还是沙利文的临时方针，都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新政策宣誓。尽管竞争、合作、对抗并用，以及重提“实力地位”的话语，引发了不少媒体的关注，但无论是学术研究、政策分析还是新闻分析等各方的业内人士，均难以从中获得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战略构想的“干货”。

这些字面意思明了的措辞，在逻辑和理论上虽没有什么问题，但对于如何处理中美关系这对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并没有给出人们希望看到的答案。这意味着中美关系出现的各种问题，并非单纯由于2016年特朗普胜选后出任美国总统所直接导致的，因此难以通过2020年总统选举“换人”的方式，找到一个简答的解决方案。

新一届美国政府对华战略面临结构性困境，甚至出现某种意义上的“难产”，这其实早就有迹象可寻。而当选后美方领导人迟迟不与中方领导人通话，就是早期迹象。反观中方，从2020年8月至2021年2月，驻美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部长，以及分管外事工作的国务委员，都在不同场合通过发表主旨演讲、发表署名文章、回答记者提问、发表主题演讲、通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公开演说等方式，将中方对于中美关系的战略认识、面临的主要障碍、可行的解决方式、中国利益的底线与红线，乃至具体的操作路径等掰开揉碎，一遍又一遍，娓娓道来。中国领导人在给美方的贺电，以及在2021年两国领导人通话时，也反复指出了中方的希望与要求。中美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大因素制约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简单来说，是新一届美国政府推进对华战略调整面临结构性的困境。

首先是美国国内政治的约束。就拜登所在的民主党自身而言，尽管拿下了2020年总统选举，但并没有掀起预期的所谓“蓝色浪潮”：输掉选举的特朗普依旧以7300余万得票创下了美国历史上第二高的得票纪录；民主党在众议院仅保持微弱多数，在参议院则主要靠副总统哈里斯占据1票优势，在国内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如今，党外喧嚣阵阵，逃过二轮弹劾的特朗普在今年2月举行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年会上又高调复出、猛烈攻击拜登政府。考虑到2022年国会中期选举，以及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压力，新一届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战略面临强大的国内政治约束。

其次是美国自身实力相对衰退形成的制约。新一届美国政府高度重视与盟友合作来应对所谓“中国挑战”。这其中除了对多边主义的内生偏好之外，更多反映的是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即美国已经很难完全靠一己之力应对挑战。但是在动员盟友时，美国面临的困境显而易见：国务卿布林肯出面组织的第二次美、日、印、澳四国外长会议，未能发表联合声明，美、日、印会后各自拿出一个声明，无法形成一致对华战略态势表露无疑；拜登寄以厚望的七国首脑视频会议的结果，是德国总理出面代表七国集团声明“要与中国加强接触”，而英国试图拉拢印、韩、澳，将七国集团扩展成为指向中国的所谓“民主10国”的尝试直接遭遇挫败。美国难以拿出有效筹码说服盟友放弃与中国交往，多少有点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尴尬味道。

第三则是中美关系本质特征形成的约束框架。今天的中美关系，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双方基于对自身利益的客观诉求，持续不断互动建构而成的；其核心特点正如中方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指出的，“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诱发美方焦虑的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其实是美国国内利益分配机制等原因造成的。用改变对华战略替代美国国内不可或缺的重大结构性改革，不仅于事无补，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从美国新总统拜登、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等人已经发表的演说来看，其反复强调要提升美国自身实力之类的只言片语，也表明他们其实非常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但基于各种因素，他们最终仍然尝试选择“做容易的事”，而非“做正确的事”。

宜当“拨乱反正”

希望新一届美国政府最终能够有充分的勇气、必要的智慧及足够的技巧，在对华战略上做出艰难但是正确的决定，让中美关系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去，实现王毅外长所说的“拨乱反正”。这对于面临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诸多全球性挑战的世界来说，将会是一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