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金枝玉叶？

陈晓明 博士生导师，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陈晓明

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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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邵丽的长篇小说《金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金枝”作为书名显然富有诗意，似乎也暗示着某种鲜妍美好。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富有诗意的书名背后却晃动着那么多的阴影和苦痛。谁是“金枝玉叶”？谁的“金枝玉叶”？这部小说写了一大群人物，写了一群女性，至少三代女性。同出于周家，但是她们的命运、性格如此迥异。

邵丽是非常成熟的作家。早先作品《我的生活质量》出手不凡。随后作品越来越多，波澜跌宕，不断给人惊喜。邵丽的小说贴着生活写，总是一笔一画去摹写生活本来的面目，刻画人物性格，特别是那些女人的心性命运。《金枝》无疑是她创作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高潮，也是近年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

小说从父亲之死开始叙述。开场似乎是讲述我与父亲之间的故事，或者面对死亡的思绪。以死亡开篇会让我们想起加缪《局外人》中母亲之死。但“我”不是局外人，恰恰是故事中的人物，而且是一个中心人物。小说由此揭开父亲的一生，揭开了周家的史实。当年号称18岁的父亲周启明成婚，却不肯去迎亲，由周家捡来的孩子周庆凡代为迎娶新娘穗子。实际上父亲只有15岁，数天后，他逃离家庭南下寻找闹革命的爷爷,参加了革命队伍。故事进展快速，目的是把父亲的故事变成背景，“金枝玉叶”们要悉数登场。然而，被抛弃独守空房的穗子已经被注定了苦命——家里的金枝玉叶，陪嫁一百亩土地，丈夫不知去向，青春的生命只能在漫长的等待中消耗变质。周家的女人都是苦命，奶奶守活寡，现在轮到穗子。临近解放，奶奶把穗子和庆凡拉在一起，家里的土地一人一半，对于奶奶来说，这是恩德。但穗子和庆凡却被划了地主成分。后来，穗子虽然与周启明离婚，但岿然不动独守周家老宅，庆凡像长工一样照看穗子母女。周启明当了县委书记，与英姿勃发的朱珠结为伴侣。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20世纪的变迁中屡见不鲜。穗子与周启明是封建时代最后一代人婚姻的缩影。周启明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扛住家乡留存的历史，穗子像一块坚硬的石头压在他的肩上，甚至压在女儿“我”周语同的心上。穗子的女儿拴妮子把家乡秘密带到了城里，让周启明为那段历史承担起重负……

这样的故事还有可能往另外方向发展，但是小说没有。穗子和庆凡本来可以改变故事，改变命运。奶奶知晓周启明无可挽回，在昏暗的油灯下，给他们分地契，希望他们为自己的命运作主。但是穗子和庆凡都没有，他们都死守住命运，都封存在自己的性格中。小说的笔法厉害在这里，它让人的心性命运不可改变，使它无声无息地成为一种内在的决定力量。小说叙述的动力，都可以来自这岿然不变的源头。真正的源头并没有开端，我们不知其始，但它延续至终点，真正的源头在终点会再次显灵。

这是中国进入现代的故事，阶级身份、伦理归属、性别认同，它们以撕裂的难以整合的方式全面介入到叙述人“我”的家庭里，父亲的故事、我和父亲的故事，现在全部改变为我和历史纠缠的故事。与其说“金枝玉叶”被历史雨打风吹去，不如说下面掩盖着人生的千姿百态。

小说必须富有情感，饱满而丰富的情感，并且它们有着切实的真实性，这一点《金枝》做到了。穗子内心的苦，她的坚硬不屈和在岁月的磨砺中变得锋利甚至疯狂；拴妮子一脸蠢相掩盖下的，谁又能说不是在生长着一种争口气的决心呢？她的女儿们为她做到了。她的女儿周河开的孤傲背后藏着多少洗刷家庭耻辱的痛楚和执念？周语同占据着文本的中心，也因为此，“我”有比较朦胧的邵丽自己的形象投射于其中。当然，虚构还是主导方面。叙述人“我”并非只是观看，她不断地感受她周围的人，不断返回到内心世界，这种反思性几乎带着忏悔和赎罪，不再给予“我”以道德上的豁免权。英国小说家伊芙林·沃曾经讥讽毛姆说，以第一人称写小说是不道德的。这不只是把虚构混淆为自传的问题，我以为可能还有第一人称中的那个“我”很少会受到道义的威胁，这对于小说中其他人物是不公平的。不过，我们在这部小说中，看到邵丽对第一人称处理得恰当和准确（虽然有几处还可斟酌），总体上看她不断地打开“我”的那个“小我”，心理矛盾经常被揭示得伤痕累累。

小说对周语同的女儿林树苗这一代人的描写比较理想化，也许事实如此。她们能从历史中挣脱出来，她们能活得不设防，没有心计，得失无所谓，因为机会确实很多。

诗人奥登曾说：“一本书具有文学价值的标志之一是，它能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阅读。”我想《金枝》是这样一本书，我们可以从中读出现代历史巨变给予传统家庭伦理留下的伤痕；可以看到以“金枝玉叶”之名掩盖的苦痛艰难的女性生活之书；可以读出一位知识女性如何认识父辈的历史；可以看到现代社会进程中城乡的差别，它也有可能搭建自强不息的未来之桥。这部作品让分崩离析的往事富有诗意，又如同挽歌，歌咏那消逝的历史和乡村。

2021年2月2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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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马戈《修道院纪事》，范维信译，南海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