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缸的故事

郑自华

我家有口米缸，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水缸，那时上海的人家很少有自来水的，居民用水到给水站，给水站是有开放时间的，每家须囤点水以防救急派用场。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水缸用来放米了。

那时实行计划定粮，每个月的26号，可以购买下个月的粮食。家中的粮食根本就不够吃，母亲每个月都要找人买上20斤的黑市粮票，每斤粮票是1.80元。现在的人已经无法理解1.80元买一斤粮票是什么概念？那时，大学生毕业以后每月工资40.50元，我们全家8口人一天的菜钱是0.50元！那个时候只有借钱的，没有借粮票的，因为工资有高低，而定粮却是一样的。这天，母亲买来20斤黑市大米，当大米倒入米缸时，我们都围在米缸的周围，我们希望母亲再做一次大灶饭，尝尝锅巴的滋味，解解馋，再说，厨房间大灶的炉膛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火苗了。母亲答应了。我们几个孩子乐坏了，大家冲到厨房，洗刷开了，这情景简直比过年还要热闹。母亲从中午就开始做饭，母亲烧好一锅，我们就吃掉一锅，母亲不停地烧，我们不停地吃，大灶饭的香味在弄堂里飘逸了整整一天。到晚上8点，一清点，竟然吃了15斤！大家都呆住了，这20斤大米是要掺进小米里补贴吃一个月的，余下的日子怎么过啊！无奈之下，母亲让我大哥设计了一张用粮表，全家八口人定粮每月197斤，每顿吃多少，都有严格规定。那时标一特级白粳（俗称大米）不是随便可以购买的，是有比例的。大米的供应计划每月会在米店公布，一般以每人6斤或8斤不等。我们家常常将大米计划让给别人，这不仅是因为小米便宜，更重要的是大米涨性不好，不耐吃。我们一般买标二白籼0.143（俗称小米，又称洋籼米），小米吃口不好，可是小米涨性好。那时的人们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是不是好吃根本不在考虑之列。那年我12岁，就担负了记账的担子，祖上留下的一把算盘是记账工具。我负责将米缸里的米（米缸装满可放60斤）把三顿饭的米按“计划”分别舀入锅中。舀米时，小心翼翼，不能撒到外面，又不能舀得太满。

一星期中，我最盼望星期四，因为这天是母亲厂休日，还因为这天晚饭可用3.5斤米，比平时多一斤，而且，只有这一顿饭是真正的米饭。说来可怜，家中三顿“饭”，不是薄粥，就是面糊，好点的是面疙瘩，或是老卷心菜皮烧的菜饭。对于一人一月才二两油、几两猪肉的我，早就练就一顿吃两大碗的本领。那年头，我的肚子里除了这些，其他还有豆腐渣、南瓜、野菜。我经常嚷饿，于是我和大弟（1967年不幸去世）轮流分得刮“饭糍”的待遇。一顿“饭”下来，总没有盛干净的地方，我常常有滋有味品尝这最后的美味，真恨不得舌头长得长点将锅舔干净，母亲说这锅都不用洗了，说完眼圈就红了。

上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兄妹纷纷上山下乡，米缸里的米也逐渐到了谷底，于是米缸用来腌咸菜。到了70年代，米缸彻底失去了作用。

现在我家的精致米桶，盛放的都是上好的大米，即使这样，一个月也吃不完10斤。从米缸到米桶，盛米的容器越变越小，食用的米越来越好。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解决吃饭问题，是多么了不起的成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道理，咱过来之人，心里明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