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长江11年 他为湿地生物“上户口”

监测站外景 受访者供图

崇明长江口湿地生态系统野外监测研究站坐落于西沙湿地公园西侧，背倚大江，视野开阔。自2005年落成以来，研究站便成为守护长江口生态的前哨，而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的刘文亮副研究员，就是驻扎此处的哨兵。扎根滩涂11年，他在监测站身负众多职责，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为湿地生物“上户口”。

死磕精神练就过硬技术

架上排列着海量的标本瓶，桌上摆放着各类仪器和试剂瓶，屋角码放着一柄柄铁铲……刘文亮的实验室俨然是一座分类学研究的殿堂。分类学是一门有漫长发展历程的学科：当人类开始思考“什么能吃”“什么能治病”时，分类学的最初理念就已呼之欲出。物种普查是分类学研究的关键方法，是一项为生物“上户口”的工作。长江口湿地生态多样性高，普查工作难度不小，但刘文亮坚信，只要坚持开展调研，总能有所收获；对濒危珍稀物种，尤其具有重要的历史存证价值。

从小时候起，刘文亮就对动物与自然抱有浓厚兴趣；漫长的求学生涯中，这份兴趣不断积淀，成为其奋进的动力。刘文亮本科就读于山东大学，期间主编出版了植物学实习教材《学习植物图册》，随后他来到华东师范大学读研，逐渐确立河口生态相关的研究方向；在海洋研究所攻读博士时，刘文亮遇到了对自己影响巨大的导师，已故的中科院院士刘瑞玉先生。

作为中国底栖生物研究的先行者与奠基人，刘瑞玉院士非常器重这个满腔热忱的年轻人，经常亲自点拨。分类学研究要求从事者具备相当的绘图能力，彼时的刘文亮对此尚不擅长。当导师问及此事时，他只能老实回答“不会”，导师听后打趣道：“不要紧，一开始都不会。逼一逼，不就会了？”回忆起练习绘图的日子，刘文亮笑了：“一小时画不出，那索性画一周，总可以画出满意的。”正是热爱和死磕精神，帮助他练就了过硬的专业技术，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研究者。

走遍湿地为“底栖居民”落户

底栖生物是食物链的关键一环，对维护生态平衡有重要意义。不同底栖生物对环境变化的耐受力有显著差异，因而成为理想的指示物种——研究特定种群在一定阶段的活跃水平，就能精确反映该时段各环境指标的变化。

多年开展野外研究，刘文亮有时能邂逅“新面孔”，这是他最喜悦的时刻。2012年，在分析自大蒸港河提取的底泥时，刘文亮发现一种新型甲壳动物，为其命名为上海瓣尾水虱；2年后，在东滩湿地调研取得的标本中，刘文亮分析确认了又一新物种，也就是东滩华蜾蠃蜚——这是保护区建区以来首个“落户本地”的新物种。整个学术生涯里，刘文亮累计发现发表甲壳动物1新属，20余新种，3中国新纪录种，成果十分丰硕。如今，随着长江河口湿地生物多样性资料库的建立，本地生物更是顺应潮流，拿到了“电子户口”。

早前，国内底栖生物领域存在不少空白。在研究生就读期间，刘文亮编著了《长江河口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一书，填补了学科空白；今天，这本书已成为该领域研习者必备的一本“宝书”。

学以致用推动长江保护

2012年，长江口发生一起溢油事故。有关部门急需就生态损害程度做科学评估，却因历史数据缺失而难以开展工作；后来，调查人员联络上监测站，事情才出现转机。依据刘文亮等人长期积累的底栖生物监测数据，调研团队制定出科学可信的报告，有力推动了事故处理和生态恢复的精准施策。底栖生物研究功夫下在平时，方能见功于关键。刘文亮十多年如一日地坚守湿地、监测不辍，就是为了确保有关数据翔实完整、可堪回溯。

随着长江大保护不断推进，刘文亮的研究有了更多用武之地。凭借动物学专业知识，他常受邀参与野生动物执法鉴证。在数起盗猎中华鲟案件中，刘文亮基于鱼体形态，开展解剖，观察其匙骨及鳍条年轮，完成鱼龄精确鉴定，从而协助执法部门把握处罚力度，公正执法。参与这类工作意味着居于幕后、工作量的增加，但生态保护大局当前，刘文亮从不推托。

如今，刘文亮一方面要推进站内学术工作，尤其是底栖生物的监测——这项工作，是“亘古不变、要一直做下去”的；另一方面，他频繁奔走于全上海乃至全国沿海地区，开展科研考察；此外，他要分出更多精力，推动科研成果向科普转化。这样的生活累不累？刘文亮摇摇头，“工作也是休息，休息也不停下工作”。刘文亮是无所谓得失的，只想更多地研究，让更多人了解底栖生物，了解长江保护。

本报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朱远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