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坐在台阶上

梅子涵

那一年，我是四十几岁，他们都是二三十岁。我已经不是青年，他们正年轻着。我们一起去南方一个城市，商量出一套小说，他们每个人写一本，一共十本。那是他们每个人的第一本长篇小说，也是我第一次当“主编”。我们都把这一件事看得那么高，看成一个特别的荣誉，喜悦得有些不安，可无人不想握住，于是一个个都小心、轻声、表情真切地问：“我行吗？”我也是真切、轻声但很确定地说：“行的！”

那时的他们，年轻得单纯，知道高低，向往光彩，却不辱艺术；那时的我，意气昂扬，信心十足，艺术至上，认真至上，所以那时的我们，真是特别美好的一支小队伍，清清爽爽的一小群人。真是感激照相机，拍下了他们和我的那时！

是谁拍下的呢？

那是一个还没有手机的年月，只有当一个人，或者请来的一个摄影师，按下了快门，才会为你留下一个时刻。那个时刻早就已经过去，你不再记得，但是后来的某一天，却突然就出现在你面前，让你吃惊地激动：从前的你，竟然是这样的；你们的一群，曾经那样地坐成一圈或者站成一排。

那个你的神情是你一生唯一的一次。你们的那一群，也是一生只这样坐过一次。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一次，是的确不可能有一模一样的第二次。

我现在也是这样地看着我们在那个南方城市的那一刻。

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突然把它发给了我。

我们参差地坐在高高的台阶上。

那是在那个城市的中心广场上，我现在突然记起了。

那个台阶应该已经不在。年月的变啊变，让无数的高高、低低、普通或者其实很珍贵，都已寻找不到。

幸亏我们都还在。虽然都还在的我们，也早不是那时的年纪和容貌。

岁月的方向是往前，岁月的结果是消失和增添。那一根指针在钟表盘上转啊转，依旧还是停在早晨的八点，依旧还是划过傍晚的五点，东面的太阳还在窗外，西边的夕阳正缠绵地寸寸移下，可人都清楚，它们不是多年前的光景，也不是去年和前天，《光阴的故事》就是这么唱起来的。

我们都穿着毛衣和薄薄的外套，于是我也记起了，那是一个早春的下午。

那个下午的阳光不刺目，所以我们的眼睛都睁开得很明媚。

那是一个寻不到一点儿做作的平和无比的集体目光。没有任何额外的刻意姿势。

如今的拍照啊，为什么都要竖起两根手指头呢？

为什么都“比心”？

朴实的，淡淡的，有些害羞的，各自的眼神含义和嘴角笑容，难道也要消失掉吗？

参差坐在台阶上的我们分成四排。我在最上面一排的左面。我们都看着镜头。在前方镜头的旁边，那个叫老卢的一定是站在那儿的。他是那个出版社的领导。他只见过我一次，就请我来集拢这一支美好的小队伍，给了我们一个坐在这高高的台阶上的机会。他是粗粗的身板，大大的嗓门，心性却细微得丝丝缕缕。

很多年了，台阶上的这些你们，都没有再见到他了吧？我也很多年没有再见到。你们都会想起他吗？我是常常想的。因为我主编了这一套小说，而他主编了我们的第一次，主编了这一次光彩的机会！我不问也清清楚楚，你们拿到这第一本小说时，呼吸间进进出出的全是喜悦、光荣，那个年月，一个年轻人，出版一本小说，真不容易，真不容易是合乎文学和艺术的，太轻易了，就没有了“高高的台阶”，心里会浑浊，目光不清澈。我是那么想念在我们起步走进文学的年月，那些年里，你即使走了好些年了，心思还是朴实，情感和趣味依旧真实、纯粹，一个字一个字写到纸上仍旧踏实、端正，不争取稿费的数量，怎敢宣称已经著名，恭敬得很，诚实得很，把文学看得高高得很，那是多明媚的我们的岁月，那时我们像一个一二、一二正步走的文学的仪仗兵、升旗手，是的，那是我们的很多年前了！

我们都已经不是那时的了。

后来我们都有过许许多多的个人照、群体照，坐着的，站着的，在灯光的台上，在阳光的景里，在世界的这儿和那里。亲爱的坐在这个台阶上的他们和我自己，长相、容颜都渐渐不再年轻，不再醒目，那其实都无所谓啦，因为那是真实的必然逝去，更要紧的美好，是那个你，这个我，心里的位置还是坐在一个平常的生命台阶上吗？依然平和得一尘不染、目光纯粹吗？手脚搁放得自然，有些小心翼翼，把文学的日子只是过得如同日常，是一个平常人在写着自己的心里和眼中……

我很愿意这样地想象着，我们的这一支美好的小队伍应该还是都坐在那个恰当的台阶上，坐得很恰当。

这样的想象其实很奢侈。能够让美好总是在那儿，原本就奢侈。可是我们还是要这样想。

为我们拍下这张美好的台阶照片的是谁呢？老卢，是不是正是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