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令人怀念的沪上学者

林少华

恕我开门见山，开门就出题：你读的翻译小说、文学翻译作品，你认为那是外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我猜想，多数人都会不假思索回答：当然是外国文学喽！甚至可能出声或不出声地嗔怪说,瞧你问的什么！然而有一位先生说“不，翻译文学属于中国文学。”这位先生就是去年去世的沪上学者、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谢天振先生。

先生开创了“译介学”。上外大副校长查明建教授认为先生的专著《译介学》“首次从理论上论证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作者从翻译文学的性质、地位和归属等方面，从理论上论证了翻译文学与民族创作文学的关系，明确了翻译文学的文学地位，提出了‘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的学术命题。”这意味着，以《挪威的森林》为例，倘以日文读其原著，那么你是读日本文学、外国文学；而若以中文、以拙译读之，则是读翻译文学，而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一个组成部分。如何？观点前所未见吧？外国文学和翻译文学的区别因此得以厘清。在此之前，别说一般读者，即使学界也往往混为一谈。

实际上先生也曾把这个观点用在《挪威的森林》批评上面。时间倒退十几年，2009年樱花时节，先生来青岛参加“翻译学学科理论系统构建高层论坛”，一见面就拉起我的手说：“你译的《挪威的森林》、译的村上小说，他们批评得不对，个别误译谁都避免不了，重要的是要从它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方面来分析看待……”不是我趁机翻旧账，大约从2008年的年底开始，忽然刮起一股批评拙译村上作品的旋风，指责“美化”者有之，冷嘲热讽者有之，大呼上当者有之，国外甚至有人说是“汉语沙文主义”。当时我还没有觉察出其中的非学术批评因素，深深陷入困惑和痛楚之中，就好像从莺歌燕舞的花坞，忽一下子掉进了夜幕下冰冷的漩涡。借用村上式幽默，简直就像全世界所有的电冰箱一齐朝我大敞四开——就在我冻得瑟瑟发抖四顾茫然的时候，先生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不过那时我还没意识到那是先生的“译介学”观点所使然，而认为是出于学者的公允之心和正义感。显而易见，这一观点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信达雅”之说，同抓住一两处误译就如获至宝叽叽说个没完甚至百般奚落的所谓批评相比，更是迥异其趣，高下立判。

谢老师的另一贡献，就是为中国翻译学科的创建与发展身体力行奔走呼号。记得2017年10月来我校讲学时，主持者任东升教授要我点评几句，我想了想，对满满一会场的翻译硕士生缓缓说道：“大家今天之所以能考进这里坐在这里，应该感谢谢老师。假如没有谢老师和他的同事多年来不屈不挠的努力，翻译学科的建立就不会这么快得到认可和批准……”掌声四起，男生女生把热诚的目光投向谢先生。刚刚坐下的先生起身致意，露出不无腼腆的微笑。是的，我说的并非场面上的套话，而是肺腑之言，是事实。一个人创立了一门学说，又把这门学说付诸实践，进而促成一个学科的建立，这个贡献，无论如何都是了不起的贡献。既是学术贡献、学科贡献，又是社会贡献。

也巧，很少和先生相见的我，两个月后又见到了先生。当时我做客上外的演讲，先生特意赶来请我去研究室喝他亲手调制的咖啡，又小心找出精美的糕点，让我连吃带喝。言谈举止是那么热情，甚至带有几分少年般的激情和纯真，使得研究室极普通的桌椅也好像有了鲜活的表情。老实说，咖啡如何，我这个乡下人喝不出什么名堂，但糕点确实够味儿。加之摇唇鼓舌之后有了口腹之欲，一般不吃零食的我一连就着咖啡吃了好几块。由于晚上还有活动，我谢绝了晚宴美意。告辞时，他从书橱抽出一本他参与编写的北大版精装学术论文集，有一篇是北大项目组写我的翻译的，着重剖析了开头说的那场“林译”风波背后商业操作的来龙去脉。先生说他手头只有这一本了。这是一本对于我特别重要的书，我自己却完全不晓得，而先生题签送给了我……

先生走了，离开我们快一年了。先生是萧山人，本科时代研究生时代和职业生涯都在上海、上外大度过。2020年4月26日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他是一位令人怀念的沪上学者！谢天振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