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遁逃

陆其国

光绪二十二年，《清史列传》薛允升本传记载，这年四月，“太监李苌材、张受山等纠众逞凶，杀伤捕人，上谕刑部照康熙年间谕旨，从严定议具奏”。这就是史称的“丙申太监肇事庆和园案”。这些太监依仗自己是宫里的人，无比张狂，先是结伙在大栅栏内庆和戏园“纠众逞凶”，后又在执法者赶来处理时，挥舞刀棒“杀伤捕人”。拒捕和暴力“袭警”导致多名执法者受伤，队长也不幸死于太监张受山刀下。

光绪皇帝当即命刑部尚书薛允升对上述太监主持审讯。审讯依据康熙、道光两朝关于严禁太监出宫饮酒听戏、犯罪重治的谕旨进行。《清德宗实录》记载，经过审讯，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联衔具奏：“太监李苌材、张受山均拟斩立决，闫葆维、范连源均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其他涉案太监，拟分别流放边陲。

不料这份奏折呈上后，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疏入，上以仍系请旨办理，语涉含混，著拟定罪名，再行具奏。”这里的“上”系指光绪。原本对于“纠众逞凶，杀伤捕人”的太监嫌疑犯，属下就是根据光绪指示“刑部照康熙年间谕旨，从严定议具奏”予以执行的。但光绪却突然没了先前的底气，竟含混地说他还要“请旨办理”，并指示属下对所判决对象“拟定罪名，再行具奏”。光绪“请旨”的对象，显然只有慈禧。原来这一切的幕后，是因为有深得慈禧信任的太监大总管李莲英在活动。后者四下请托，自己又在慈禧面前一再乞恩，慈禧因此干预此案判决，以致光绪迫于慈禧的淫威，只得压下“三法司”奏折。

薛允升知道光绪的无奈，但他还是毅然上书陈言：“臣等为执法之吏，不敢擅自从轻（判决）；……从犯或可稍宽，首恶断不可纵。是于钦恤之中，仍寓严明之意。皇上慈祥为念，一时不忍骈戮二人，请将张受山一名立即处斩；李苌材仅止伤人，究未杀毙，似尚有一线可原，量减为斩监候。”

不难看出，薛允升这份上奏既有坚持，也有妥协。妥协的是“从犯或可稍宽”；坚持的是首恶不可放纵，必须严惩。正是鉴于薛允升既有妥协，又有坚持的立场，让“上知其执法不挠，卒从其议”。这里的“上”既指光绪，也指慈禧。尤其薛允升在上奏中说：“太监与平人（平常百姓）不同，我朝家法甚严，凡所以整饬寺宦者，无不加倍治罪，亦深恐一时姑息，异日或致养奸。此防微杜渐之深心，实寓成全之至意。”

面对薛允升据律力争，言之有理的陈辞，慈禧内心再怎么不爽，终究也不至于为几个犯罪太监，公然和大清的刑律叫板。最后只能同意对杀死执法队长的张受山执行死刑，李苌材改判为“斩监候”，秋后列入“缓决”（死缓）。其他罪犯依议流放。作恶的太监最终无可遁逃，这也是他们罪有应得。

不过坚持秉公执法的薛允升，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就在距判决上述案件不出一年，薛允升也“无可遁逃”地被“上”以其在处理其他公务时“不知避嫌”，“降三级调用”。于是薛允升干脆托病辞官，携家人回到陕西老家。

吊诡的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带着光绪西逃。面对北方乱局，不知出于何因，慈禧忽又想到起用薛允升，让他官复原职。薛允升以自己年老为由请辞，但慈禧“不允”——此堪称是“无可遁逃”的一个黑色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