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件外套

刘伟馨

阿根廷影片《最后一件外套》开场，我们看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一间屋子里一家老少三代正在拍合家欢照片，随后，每个人都和主人告别。房主是一位88岁的老人，叫布尔斯特，是一个裁缝。看上去的合家欢并没能掩盖住老人的悲伤，他的女儿们想卖掉他的房子，然后把他送进养老院里。腿部有疾、可能无家可归的布尔斯特，独自一人，连夜购票，悄悄地，他要从南美去东欧的波兰。

整部电影，老人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头戴鸭舌帽，身穿西服，手拿行李箱外加一件带衣架的蓝色外套，一瘸一拐行走在路上。他先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飞往西班牙马德里，然后坐火车去波兰华沙，中间在法国巴黎转车。他为什么如此匆忙地去华沙？布尔斯特开始只说：“我要送一件外套给我的朋友。”

这事实上是一部公路片，穿行的旅程，不仅仅是属于地理的，更是心理的：作为纳粹大屠杀的犹太幸存者，70年前恐怖的经历，又一次呈现在布尔斯特眼前。电影在他穿越几个国家的旅途上，让他向新认识的人讲述他过去的故事，也用主观闪回，让悲痛的场景重现。

布尔斯特出生在波兰罗兹，他的母亲是位老师，父亲是裁缝，他有一个哥哥和妹妹。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在他眼前，父亲和舅舅被枪毙了。他的妹妹，只因为早生了一个月正好10岁，被送进了死亡列车（一万个从婴儿到10岁的孩子，装了20节车厢）。布尔斯特自己，去过强制劳动工厂，被赶到死亡营，从那里逃脱后，在森林里迷了路，吃过鸟，吃过草根，喝过雨水。电影闪回里，有一个年轻时布尔斯特瘸着腿、穿行在波兰罗兹街头的场景。他满脸伤痕，虚弱不堪。是他的朋友皮奥特瑞克救了他，把他安置在自己长大的房间里。皮奥特瑞克是他父亲裁缝店职工的儿子，他们出生在同一个冬天，是很要好的朋友。1945年，皮奥特瑞克给了布尔斯特一件外套和一些钱，让布尔斯特去投靠皮奥特瑞克在阿根廷的阿姨。布尔斯特曾发誓会去罗兹看望皮奥特瑞克，但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有兑现诺言，直到现在，他决定送一件外套给年轻时的朋友，他的救命恩人，他要完成他的承诺。

这部电影以布尔斯特的行走，串联起城市风景，比如马德里、巴黎和华沙，也让不同的人轮流登场，拓宽了叙事面。在飞马德里的航班上，认识了有非法居留嫌疑的音乐家；和马德里旅店老板娘有过一段轻松的交往；在巴黎车站，德国女人类学家化解了他的冷淡和怨恨；在波兰，护士陪着他重回罗兹故乡，寻找失联的朋友。和女人类学家相逢的场景很有意思。布尔斯特坐火车去波兰，不愿经过德国，女人类学家道歉：“德国现在不一样了，它变了。我们对我们的所作所为负全部责任。我个人觉得很愧疚。”当布尔斯特提出不愿踩到德国土地时，女人类学家用衣服铺在地上，让他通过。

布尔斯特由米盖尔·安赫尔·索拉扮演，他的多维表演使得影片层次更为丰富。他有犹太人的精明，比如在马德里旅馆讨价还价；还很狡黠，飞机上的饶舌，让音乐家离座可以让自己舒服地躺下；有点古怪，比如出租车上听不得司机叫他“老爷爷”，非要让女儿说恭维自己的话，否则把女儿赶走；也很慷慨，给音乐家往返机票；与旅馆老板娘相处时不乏幽默；更有自尊和宽容：最后和女人类学家拥抱；还有感恩：一定要回波兰，找到朋友，送去外套。

影片的结尾，让我们揪心：那么多年过去了，他们还会再相见吗？经过几次失望的敲门、问询，眼看无望之际，摄影机定格在楼梯旁一间屋子，里面的老人正是皮奥特瑞克，透过窗户，他和布尔斯特四目相望。时隔70多年，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对话：“这是最后一件外套，根据你送我的式样做的。”“45码，还是蓝色的。”他们相见、哭泣、拥抱。“我们回家。”这是他们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