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交关认真学讲上海闲话

《爱情神话》剧照

扫码看周野芒向晚报读者问好

让不少上海人二刷、三刷的沪语电影《爱情神话》里，最“神乎其神”的镜头，堪称周野芒饰演的老乌，在听闻意大利女星索菲娅·罗兰“死去”后，回忆当年情境至情感澎湃处喜极而泣的表演——正当观众与银幕上的听众一并擦泪时，他来了一句：“故事好听口伐？我编额呀！”

在跨年之际，本报记者以上海闲话专访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退休、现居北京的周野芒，听他讲述《爱情神话》的台前幕后，以及他的艺术观、人生观……力争适当还原上海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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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虽然从文艺创作的角度，虚虚实实才是最高境界，老乌与索菲娅·罗兰到底好没好不重要，但是，你个人认为，老乌与索菲娅·罗兰的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答：大家都欢喜听故事，听故事就想要有结果。《爱情神话》其实是一首诗，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戏剧性很强的故事。它不像莎士比亚写的《哈姆雷特》，就算是十四行诗，那也是个戏剧故事。《爱情故事》表达的是一种情愫，一种够不到的神话，但可以相信它的存在。

但是，具体到演员的创作，也就是角色塑造，就要找到表演的状态。我第一眼是不相信老乌与索菲娅·罗兰的——勿要瞎搞好口伐？但是导演帮我讲：“侬做做梦好口伐？”

所以，我认为，老乌是处于做梦的状态，是个“鬼影子”——我们肉眼看到他的存在，其实他是老白的“自说自话”，或者讲，老乌是另一个老白——老白想做而不敢做的，老乌都替他做掉了。演员就是要把人物想透彻，言行举止接地气，让人物更加可信。

至于大家看到的重头戏，从一开始剧本里就是这样写的，写得还要结棍，讲老乌“泪流满面”。我不大相信，觉得这是吹牛皮呀！不过，追究事实真伪确实意义不大。只是老乌对世界万物的万般情感，汇聚在那一刻，达到情感巅峰——也许是上天的暗示，也许确实魂灵头被抽掉了，那也许可能是我们叫做爱的东西。这个神气活现的老乌，号称有个“小联合国”，谁真的看到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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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侬本人与老乌，像口伐？

答：我性格上与老乌差了老远。停脚踏车的那一段被删掉一点，有句原话是——我不是兜圈子的人。我不兜圈子。我平常生活上没老乌这么讲究，翻不出介许多行头。去北京电影学院与观众见个面，人家拿给我一套西装，我一看那么正式，都觉得不好意思穿。我是哪能适宜哪能来。我觉得上海老克勒，衣裳就那么几套，皮鞋也就那么几双，但是裤缝永远烫了笔挺，头势一定煞煞清。这是保养得好。维护、保养得法，才叫腔调。

编剧兼导演在上海常去话剧艺术中心对面的马里昂巴咖啡馆。经常出没马里昂巴的人，被编剧都捏在老乌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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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格么，侬是哪种人呢？

答：我实际上是一个要做好自家的人。该做好的工作做好，不要耽误、影响到人家，别人需要我帮忙，我一定去帮。我会伸手，对方如果拒绝，我不会坚持。大家都很成熟了，不要假惺惺的善意。我喜欢直来直去。所有的人都是独立的。用上海闲话讲，就是“识相”。

实际上我对自己演老乌还不太满意，可以再从容一点，“气急败坏”的地方多了一点，应该再无所谓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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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侬第一趟拿到剧本时哪能想？

答：我看到几个地方确实笑起来了，编剧很灵巧，节奏又有意思，几条浅浅的矛盾线，组合得很好，很符合电影的感觉。所以，我马上就有镜头感，这是比较成熟的剧本。故事看上去很简单，但是“积木”组合得很到位，审美上很舒服，心理平衡点非常多，有幽默感。我一开始也不相信这不是一个上海人写的剧本。

是徐峥把我拉进剧组的。我们都是在安福路长大的，都是上戏毕业的，但是他比我小好多届。我1989年演话剧《明日要出山》，是个环境戏剧，沉浸式。他就坐在第一排，当时还是中学生。我知道他对表演很感兴趣，就直接用眼神与他交流，当时他有两只圆圆的大眼睛。后来，他也经常提到这一段。

当时，对老乌的要求是，与徐峥年龄相当，要讲得好上海闲话——我穷做功课咯！我交关认真地学讲上海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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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侬是这部电影里上海闲话讲得最好额人，为啥要穷做功课讲上海闲话？

答：一开始，大家有点犹豫，到底要不要全部讲上海闲话。这个故事不能“严肃”——一讲普通话就“严肃”了，感觉不对。我们是去年3月初拍到4月底。“我”走的这段戏，也有过一个普通话版。导演讲：“我还是希望你说普通话。”让我一记头闷脱。过两天，导演又讲：“你可以先讲普通话，讲着讲着再转到上海话嘛？”开会时，我就讲出来了。徐峥说：“我认为还是上海闲话最好。”

剧本一句句都是普通话写的，演员就一句句翻译成上海闲话——其中经常坐在咖啡店门口的群演，就是当初混马里昂巴的人。伊拉帮阿拉一道，一句句闲话翻译。

另外么，就是，我实际上是江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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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啊？侬勿是上海人啊？

答：我爸爸是扬州人，我妈妈是南京人，他们都是文艺工作者，我养出来一个月就睏在安福路的草坪上了——那是当年上海人艺的院子。侬晓得文艺大院里，不讲上海闲话的呀！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来，大家都讲普通话。所以，我要到20岁出头才开始会讲上海闲话。

要不是数理化、英文成绩不灵光，我才不要学表演！因为数理化和英文老师一口上海闲话，阿拉迭年代的老师都讲不来普通话，格么上课我听不懂呀！最扎台型的辰光，就是学校里办文艺演出，老师就讲“好了好了不要上课了，侬去搞文艺活动”。然后，我再去其他班级选几个积极分子跟我一道去排练。

我是独生子，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人管我，我一个人在后台长大，所以对表演一点儿也不陌生。

我当时哪怕到北京旅游一趟都不想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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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格么，现在侬对上海的印象呢？

答：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来上海的外地人、外国人多起来了，可以想见留下来的都是各路精英。

其实来话剧艺术中心的60%的观众也是迫切想融入上海生活的精英。他们接受上海、改造上海的程度，比上海人还要快。他们把他们理解的先进、优质的状态带到了上海。家里干净漂亮，总是会吸引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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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侬感觉《爱情神话》在北京口碑如何？

答：我感觉《爱情神话》的拍摄初衷，倒未必是拍一部“上海电影”，而是欧洲电影，只是上海确实海派、洋派，让人看到两者的交集。在北京，圈内专家一致认为具有文学性和观赏性。北京观众两极分化，有人欢喜得不得了，有人觉得豆瓣的评分是骗人的。毕竟，这是一部五原路方圆2公里的范围内发生的故事。就算换到上海的其他地方，味道就不一定对了。

现在听说大家都在讨论蝴蝶酥，我笑煞特了，阿拉这部片子，现在也变成“风光片”咯？ 本报记者 朱光